茅于轼：给农民一个平等的金融环境
本报记者 潘希
“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根子是城镇化、工业化的问题，没有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的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政策权力不够，人权不够。建设新农村这个口号的提出，在我看来，重点不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农村’，而是使农村逐步实现与城市接轨，走城镇化、工业化之路。”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这样说。
1993年，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这样一个贫困的村子里，茅于轼与汤敏（现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用以辅助当地的农民看病、上学、生产等资金的周转。从2006年开始，这项贷款的年利息从12%升到了18%，其中上学与看病的贷款是无息的。如今，13年过去了，这项扶贫基金规模已经扩大到130万元左右，还消灭了当地的高利贷。
“我在山西的试验做得还算成功，小额贷款从一个村现在扩大到十来个村，我希望今年底这项贷款能扩大到1000万元。”在谈到这项试验时，茅于轼对记者说：“在这里贷款的农民，1/3的人将它用在农业方面，2/3的人用在了其他行业，比如做小买卖、跑运输或者是到城里打工。而且就我所了解到的，这些贷款的农民，很多都赚到了不少钱。”
农民的储蓄被城市吸干
其实在中国农村，并不乏正规的金融机构，而且利息相对较低。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很早就已经在农村开设。但实际情况呢？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机构性质使农民的存款都流到城市；而农村信用社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要想贷到款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正规的金融体系应该是又存又贷的，但这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农民可以贷款，但是实际上农民贷不到。”茅于轼又对记者进一步解释了这个现象，“很多农村都有高利贷现象。只要是有能力从银行贷出款来的人，必定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他们从银行贷出款就会用它来放高利贷，说白了，能贷到钱的人就等于白捞钱。最后还是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银行贷款的利益。真正的农民仍然是被欺压的对象。”
然而，这个现象导致的结果还远远不止这些。
茅于轼认为，除了农民贷不到款以外，利用低息政策从农村贷出来的钱，绝大部分流到农村以外的城市，转移到了大城市里。“这些钱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投资到大城市了，用来修建高楼、飞机场、高速公路等设施，实际上，政府给农民的政策优惠，反而被城市给霸占了。为什么农村发展不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据财政部消息，2006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将达到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00多亿元。然而，与财政的百亿级的增加投入相比，农村资金正以千亿级的速度，通过金融机构向城市、沿海地区输出。
有统计指出，每年1.2万亿元的邮政储蓄存款的三分之一是从县以下的农村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2005年11月存款余额3.2万亿元,存贷差高达上万亿元。农村每年的资金流出应该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农村农民的全部纯收入也仅为2.2万亿元。农村资金缺血可见一斑。
茅于轼对记者说：“农民的储蓄都被吸掉、吸干，用到城市上来了，现在的大城市变化那么大，一年一个样，可是农村照样没什么变化，改革20多年还是老样子，这是我们的金融政策上出了问题。”
拿什么来反哺农业？
农民收入长期在谷底徘徊，应该说是一种制度的结果。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巨大差距，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可以说，中国的农村已经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太多代价。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现在提出了很多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比如说农村的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加强对农业的补助等，这些都非常必要，对完成反哺农业是非常必要的。
茅于轼很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要解决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防止金融缺位，要使农民的资金大体上留在农村。特别是中国的农业已经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如果农民只是维持温饱，金融的支持并不十分重要。但是，现在农村已经开始奔小康了，这使农业的商业化、产业化或者是商品经济显得格外重要。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金融对农业的支持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我们不能一味地将资金直接塞到农民手中，而是要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钱来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因为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农民将必须适应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变。反哺农业是必要的，但如何让农民将钱用到实处上来，就要从开小饭店、跑运输、搞养殖这些最简单的商业活动开始。所以，我认为应该还是改革农村的金融体系。”茅于轼说。
“实际上，目前很多周边国家在农村金融方面都走出了一条新路。从早期来说，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孟加拉，通过小额贷款解决了一部分农村金融问题，或者说较大规模解决了农村问题。近些年来，周边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等落后国家，它们的农村金融通过小额贷款机构，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茅于轼说。
记者了解到，2005年12月下旬，有关部门批准了山西平遥成立两个小额贷款公司，2006年1月，四川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也被批准挂牌。这说明中国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政策逐渐在放开。茅于轼表示，他希望有更多的农村金融试点机构出现。
汤敏认为，这种农村金融的方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比较大规模来解决农民贷款问题，而不是解决对富裕农民的贷款。第二，它采取的方式不是像传统的商业银行坐台式的，而是新的贷款模式——走出去，到农村去，到适应的地方去。第三，它给农民贷款，不是以固定资产为抵押来决定一个农民有没有信誉，或者是给不给贷款，更多是从农民的未来收入，甚至是互保的方式，这是一种新型的信用关系。
“从目前的情况看，以一种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来解决未来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缺位问题、解决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迫在眉睫。”汤敏说。
茅于轼认为，在新的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中，政府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来说，首先政府要给予准入。在民营化的情况下，不排斥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资金上的支持可以通过竞争和招标的方式来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
既要农民进城市 也要农村城镇化
在采访中，茅于轼的一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力太多。”
“中国要走工业化之路，就要使占全国人口60%的农民减少到5%以下，所以我认为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降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比例，而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业国。但是，现在的八亿农民90％都要变成非农民，也就是说最后农村差不多要消失掉。”茅于轼对记者说。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保持工业化速度是比较快的。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能达到0.8%，城镇化的主要方式是农民进城打工，而发达国家是通过农民破产。茅于轼认为，与之相比，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相对人性化的。
“发达国家花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我想我们用不了一百年，五六十年差不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推进？过去20多年可以说没有太大的痛苦。农民进城打工挣钱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强迫他们破产，比较顺利。到现在我们没有大规模出现贫民窟现象。我们今后几十年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需要集思广益来探讨这个问题。”
茅于轼指出，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把农民留在城市，使他们变成了流动打工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为什么我们国家消费力那么低，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农民绝大多数是愿意进城、变成真正的城里人的，但是，没有地方住，孩子不能上学，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这其中有一些是因为政策没到位。”
对于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茅于轼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建设中小城镇，主要是指县城，有些乡镇也可以尝试，但是一般来说，乡镇规模太小，还达不到一个城市的规模。农民来大城市代价很高，而进入县城，代价就小多了。首先离家近，语言、气候、饮食习惯等问题都不要考虑，还方便照顾家，所以尽管赚钱少些，农民也觉得合适。
“我比较支持就地将农村发展为城镇。在我办小额贷款的那个村子里，十几年过去了，变化还是很大的。1996年小镇上只有一个饭馆，现在有6个了，这就说明农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我头一次去还没有养奶牛的，现在有五六户了，奶牛生产出牛奶也是被当地人所消耗，因此，这说明发展农村金融与发展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减少一个生产者、增加一个消费者，农民的日子就好过了。我认为，这才是建设新农村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