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的传动机制


◇文/庄一召◇

《论国家需要——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第三章

第二节 国家需要的传动机制

 

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国家需要六个形态的历时序列是:匮乏性需要→反射性需要→希冀性需要→行动性需要→消费性需要→满足性需要→匮乏性需要。[1] 这也是对国家需要传动机制的描述。下面的图示(图41)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这种机制的了解和理解。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因果联系,虚线箭头则仅仅表示存在时间的先后顺序。

对国家结构或其亚结构进行静态的观照时,可以认定匮乏态和满足态是它们客观存在的两种常态。不过,匮乏是绝对的,满足是相对的。基于此,我们亦可以认定,匮乏性需要和满足性需要是国家需要传动过程的起点。匮乏性需要以其现实匮乏性引发反射性需要,满足性需要以其可能匮乏性引发反射性需要。匮乏性需要和满足性需要并非总能引发反射性需要,必须当匮乏或匮乏的可能性达到一定强度时,才会引发反射性需要。

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性的反射性需要对国家现实生活并无直接意义。由人组成的国家像人一样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将会发现这种需要,并将它转化为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希冀性需要。前文讲过,希冀性需要明确指向具体的需要对象,这就为国家行动确立了真真切切的目标。

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将会积极介入从希冀性需要向行动性需要过渡的过程中。长期以来,这一过程也正是传统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会详细分析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形成有关决策、制定相应计划。

 

 

首先,国家要进行必要性分析。

按理说,既然是国家需要的,当然也就是必要的,似乎并无进行必要性分析的必要性。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意识在反映国家客观需要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常常会产生需要的扭曲或失真现象,而这必然会进一步造成在界定需要对象时出现偏差,事实上,国家往往有将国家的需要对象(国家利益)扩大化的倾向。如果据此行动的话,对别国、对本国都具有消极作用。因此,在行动之前再一次审视主观需要的真实性或者说国家需要的内容的客观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无必要性,则无可行性,也就不应该采取行动。

其次,国家要进行可能性分析。

可能性分析就是分析是否具备实施行动的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等等。

国家要想实施某种追逐需要对象的行动,必须对实施该行动所要求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从国内层面来看,条件包括国家的绝对实力、国内民众的支持等;从国际层面来看,条件包括国家的相对实力、国际舆论等。

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国家才具有实施某种追逐特定需要对象的行动的可能。

没有可能性便没有可行性,也就不应该采取行动。

最后,国家要进行可行性分析。

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可行性分析其实就是投入产出分析,就是效益分析,不过,它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可能性基础上的。

国家在最终决定采取行动以追逐特定的需要对象之前,还必须计算自己采取行动之后的可能收益,包括即时收益和未来收益,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等等。[2] 一般而言,国家会就自己的可能收益与计划投入的成本加以比较,如果收益大于成本,而且实施行动确实是必要的,可行性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不过,一个国家如果是准备在国际范围内有所行动的话,有关可行性的衡量就会复杂一些。

有的国家将能否获得绝对收益作为衡量某项国际议程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标准,有的国家则将能否获得相对收益作为标准。

所谓绝对收益,是指一个国家仅仅根据自己的投入产出计算出来的收益。重视绝对收益的国家,只要计算出产出大于投入,即绝对收益大于零,就有可能积极参预某项国际议程。

所谓相对收益,是指一个国家主要根据对自己所得与竞争对手所得进行比较时计算出来的收益。只有当自己所得大于竞争对手所得时,它才会积极参预某项国际议程。在这样的国家看来,它的真正收益,乃是它的绝对收益减去竞争对手的绝对收益之后的余值,此即相对收益。[3]

重视绝对收益的国家致力于自我发展,重视相对收益的国家倾向于抑制别国。很显然,后者的价值取向是谋求优势,这是国家自私的典型表现,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

事实上,任何国家对于国际收益的计算都是非常复杂的,既不可能完全遵循绝对收益的计算方法,也不可能完全遵循相对收益的计算方法。在计算收益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原则在起作用,这个原则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

即便是那些看重相对收益的国家,即便它已经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在一场预期博弈中的相对收益大于零,它也未必会参预这场博弈。出于对最大化效益的追求,它还将进一步计算机会成本——事实上,复杂的国际社会几乎总是有多种可供选择的需要对象同时存在——这使得国家常常可以在多种机会成本中进行权衡、比较,最终选择一种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总体上最小的行动方案(针对可供选择的多种需要对象中的特定一个或几个)。

效益最大化分析并非一个独立的分析层面,它包含在可能性分析和可行性分析之中。对效益最大化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获得最大效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分析。

在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都给出了肯定性的结论之后, 国家就将做出有关决策、制定相应计划、进行特定部署,从而使国家的希冀性需要转化为行动性需要。行动性需要是造就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蓬勃生机的直接力量。

国家的行动可能达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行动失败或受挫,未能获得或完全获得所追逐的需要对象,国家将回头重新制定行动计划,甚至要重新进行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研究;二是顺利获得所追逐的需要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需要就将转化到新的形态,即消费性需要。

比起行动性需要,消费性需要的实现要简单得多。随着国家消费活动的进行,消费性需要逐渐转化成满足性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足性需要是能量被储藏起来的需要,是休眠的需要。一旦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导致国家结构或亚结构的变化时,满足性需要就会回复到国家需要的原初形态——匮乏性需要。

至此,国家需要的六个形态便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循环。六个形态依次传递着动力,推动着国家和国际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发展。

 



[1] 对比一下人、国家以及其他生物的需要形态及其传动机制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节内容。

[低等生物]匮乏性需要→反射性需要→消费性需要→满足性需要

[高等动物]匮乏性需要→反射性需要→萌芽性质的希冀性需要→萌芽性质的行动性需要→消费性需要→满足性需要

 [人]匮乏性需要→反射性需要→(模糊的或清晰的,非理性的或理性的)希冀性需要→行动性需要→消费性需要→满足性需要

[国家]匮乏性需要→反射性需要→(清晰的,理性的)希冀性需要→行动性需要→消费性需要→满足性需要

[2] 必须承认,进行这样的计算诚非易事,它要求分析者具有求实精神、全局眼光和广博学识,同时掌握多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能善加运用。

[3] 关于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问题,参看朱立群,《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国际政治》,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