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走过六十年了，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喜欢在五年的时候做一小回顾；在十年的时候做一中回顾；在五十年的时候，做一大回顾；在一百年的时候，做一特大回顾。而对六十年的回顾，则更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人相信的是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天干和地支相配的轮回。当我想到要对这六十年做一个回望的时候，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跳了出来。那么，在这六十年间，哪些事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呢？我想，这其中有好事，但不全是好事：就像我们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不全是好事一样。对于在这六十年里，让我记忆深刻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事件，我做了归纳、总结和排序；我想到的这六十年间的大事件，不是按件来概括的，而是按组来归纳的。按照从一到十的顺序，我把这十大事件组，排成了下列这个顺序：
    一炮冲天；二支浩然；三地回返；四贵落难；五首政坛；六零荒年；七八发展；九洲换天；十场回环。
    一炮冲天。这指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事件，此事件是从“炮打司令部”开始的，由此，罪恶的大炮对中国文化狂轰滥炸了整十年。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破坏性，是空前绝后的，它摧毁了多少有形的文化财产，又践踏了多少无形的文化财产，真是罄竹难书！而它的影响力，绝不仅仅局限于文革运动这十年里面：在这之前，内乱的前奏早就开始了，最起码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大反右；而在这之后，极左的思维、极左的做法、极左的宣传和极左的引领，并没有马上停止。直到现在，极左的价值观念，还在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人披着极左的外衣，混迹在官场，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官场现象—政治投机分子。
     二支浩然。从新中国刚刚建立的五十年代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在号召，让发达地区的各类人才，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支援。“二支”早年指的是支内和支边，现在指的是支穷和支偏。对二支人士，普遍存在着虎头蛇尾的现象，也就是说，让人去的时候，往往是慷慨激昂的；而去了之后，就听之任之了。二支人士愿意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奉献才华和青春，精神可嘉；但是，有关部门“人家客气你当福气”的做法，多少有点儿杀鸡取蛋的味道。中国地域的贫富差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也因此，二支活动不能停止；但是，怎么样才能在可持续发展下开展二支活动呢？我认为要把握住一点：走的好回得顺。如果二支人士，用几十年的付出想换一个叶落归根的愿望，还困难重重的，谁还愿意去做这流血又流泪的事呢？
    三地回返。这六十年里，全体中国人都有一个梦，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为此，从国家领导到平民百姓，全民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终于，两个海外游子——香港和澳门，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来了。虽然台湾现在还没有挂新中国的国旗，但是，两岸的坚冰已经融化了，三通已经实现了，这是这六十年里的巨大收获。只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还不能像在中国领土的大陆区域那样，自由地往返于这三地，这让我们每每想起都感慨万千的。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行走，不应该有任何限制；这就像人在自己家里生活，不应该有能去和不能去的地方限制一样。我非常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国两制更多地体现在政治上，而不是表现在对中国公民的限制上；我也非常希望台湾社会能够融入大陆体系，不要让某些国家简单的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本应该给中国百姓的财富。
    四贵落难。我说的四贵，指的是曾经的四位权贵，这是在这六十年里，对中国政局影响最大，突变也最猛的四大人物。其中有两个正面人物和两个反面人物：两个正面人物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勋彭德怀；两个反面人物，是前国家主席的夫人江青，和前国家主席曾经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这四个人物的兴衰，是古今中外政坛大戏的重演：经典之一是再现了名句“飞鸟尽，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聪明的政治人物，应该懂得激流勇退下的明哲保身；而林江集团的覆灭，不过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演绎而已。
    五首政坛。新中国这六十年间的政坛上，先后有五位国家元首登台亮相，分别是：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和胡锦涛。我们经常看到宣传报道中，说到新中国曾经有过三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邓小平从来没有在名义上成为国家元首过。对先后出现的这五位元首，我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外的政治评论家们，都会有不同评价的；但是，这五位新中国元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大不相同是显而易见的。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主席了，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存在着神化毛泽东的现象。作为开国元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政策，事实证明有些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那个时代太政治化、太革命化、太极左化了。相对来说，毛泽东时代后这三十年，中国社会要正常得多、平稳得多，也和谐得多；但遗憾的是，这种太平盛世的出现，更多的靠的不是法制的保障，而是人治的力量。
    六零荒年。我是在那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生的，对那个时代并没有太深的亲历印象，但是，从太多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我了解了那个时代。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中国人，这也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块永远的伤疤。好在对这类自然灾害的预防，之后我们国家深深地吸取了教训，也因此，没有像大地震的出现那样再次出现过。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我们一方面从制度上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让各家各户都更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了；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了大发展，更富裕、更厚实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强了。不过，有时我们也会矫枉过了正，自己国家有很多百姓刚刚过了温饱线，就迫不及待地向外国人献爱心，操之过急了吧。
    七八发展。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一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华国锋的短暂执政也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务实、更民生、更人性的新时代。我把1949年至今，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年，称为“一党两制”：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是第一制，特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78年至今的31年是第二制，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至今这31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大改革，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地发展，个人财富有了迅猛地积累。有些方面的变化，让老百姓深感实惠；而有些方面，目前还处在探索期中。不过，改革开放的总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步子还不够大，旧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没有破除，人们更多的是有喜有忧而不是大喜过望。
    九洲换天。这六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个事件，莫过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了，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中国这六十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很多，前半程，过多地强化了政治运动，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好在到了后半程，执政党能及时地拨乱反正，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让社会面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过于强化政治所造成的恶果，还是给社会带来了太多的负面影响，影响之一，就是这六十年里，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师级人物太少了。我们非常崇敬的一些大师，比如巴金、曹禺、钱钟书、张大千、赵丹和才逝世的季羡林等，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和他们显露才华的开始，都是在旧中国的时代，这是很值得新中国的教育部门深思的现象。我们在埋葬一个旧社会的同时，应该建立比旧社会更先进的社会管理体系。如果我们仅仅是从忆苦思甜的角度，来肤浅地看待新中国的成就的话，会使新中国的伟大大打折扣。每个朝代都有它成功的方面，当朝应该有更广阔的胸襟和更宽广的胸怀，吸取历朝历代的成功做法并发扬光大。
    十场回环。十场指得是市场。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天大的事情。由于天灾和人祸的原因，这六十年里，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旧中国本已经有以经典老字号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产业了，可在极左时代，在政治干预经济的残酷裁剪下，一夜之间把非公企业全部剪掉了，百姓的衣食住行由此经历了几十年的荒芜期。好在天生就有做生意天赋的中国人，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迅速地展示出了本性的一面，此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仅仅是一个松绑，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一下就活起来了。然而，市场的魅力还没有被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的媒体由于过多地被限制，而表现为极度的众口一词；我们的文化，由于过多地被干涉，而表现为太多的歌功颂德；我们的人才，由于过多地被政治化，而表现为可悲的学术无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有些领域已经表现得美不胜收了；而在另一些领域，却依然由于限制而黯淡无光。
    说这十个事件组的时候，我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欢喜、时而悲伤。最近，我先后看了两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陆川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南京、南京》和华谊兄弟从外国人的角度对同一事件再现的《拉贝日记》。看完之后，我都很伤心，也都很遗憾：泱泱大国几十万的同胞，被我们邻近的一个弹丸小国，砍瓜切菜般地烧杀抢淫；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战时，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七十年前的南京屠城，人家又给我们表演了一番趾高气扬和得意洋洋；而现在，新中国走过六十年了，我们的国人包括我自己，都很希望能去日本国生活，能和富有的日本人结为亲戚，都很希望自己能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人。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在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报仇雪耻和扬眉吐气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