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
今天下午专门去看黄炎培先生在浦东新区川沙镇的故居，但很是遗憾，没开放。
故居前宋庆龄出生地已是一片空阔地，听工人讲，要彻底修复宋庆龄故居。
这般彻底的修复，又有何意义呢？
黄炎培故居原名“内史第”，坐落在浦东新区川沙镇兰芬堂74弄1号，建于1859年。
“内史第”由清朝的举人、内阁中书沈树墉在1834年所建，原是三进两园两厢式砖木结构的二层民宅。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民主战士黄竞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及其会计学家黄组方也都诞生于此，文化名人胡适也曾在此居住。
大门口有古典精致的仪门，飞檐翘角，正面有“凤戏牡丹”等砖雕，中间镶有“华堂映日”四字，背面有“德厚春秋”四字，下端基石盘龙石刻。整幢建筑具有晚清时期典型的江南城镇风貌。正楼前有一座黄炎培铜像，上悬陈云同志手书“黄炎培故居”匾额。
为了缅怀黄炎培先生的崇高思想品德、颂扬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丰功伟绩，1991年10月，由原川沙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原地原貌修复，把内宅楼改建为“内史第”大厅，增设保护围墙。经过整修落成的黄炎培故居，占地面积733.2平方米，建筑面积486平方米。故居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浦东新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川沙镇社区教育活动基地。
故居内设有“黄炎培先生生平陈列馆”，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与实物，展现了黄炎培光辉的一生：从一个封建秀才、举人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曾创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纸业教育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黄炎培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对光明、对真理的追求，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紧跟共产党，把晚年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生于1878年，字任之，上海川沙人，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黄炎培与毛主席的故事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6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当毛泽东在机场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等6人去会见了毛泽东。开始几小时，黄炎培等与毛泽东等几乎都是闲谈，大家都很随便。随后，褚辅成简略说明来意，黄炎培等5人便一一发言，充分说明他们对国际国内大局前途的看法。当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未关时，毛泽东就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黄炎培觉得自己的看法与毛泽东倒是相同的。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黄炎培等住的招待所，共同商定两点：（一）国民大会停止举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毛泽东除好诗词之外，也好书法，在少年时代，他就爱好王羲之的字。1959年，他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这时，他休息时便练练书法，好像是有意陶冶性情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自俭，奉公廉洁，生活极其朴素，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想向黄炎培借阅一下。
如果是其他人来借这本真迹，黄炎培或许要考虑一下；当他听说毛泽东要借这本真迹，当然一口应诺，答应借一个月。
毛泽东一拿到这本王羲之的真迹，也是如获至宝。在这一个月中，他只要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这本真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一会儿凝视着字迹仔细琢磨，一会儿又提起毛笔，对照着练习。有时练到兴头上，连警卫员叫他吃饭都叫不应。
或许是这本真迹太珍贵，或许是黄炎培本人太珍惜的缘故，似乎借给毛泽东也有点不放心，出手才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电话打到值班室，正逢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接电话，只听黄炎培在电话中问：“我借给主席的那本王羲之真迹，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这……”尹荆山迟疑了一下，“这情况我不太清楚，我给您问一下。”
于是，尹荆山便借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对毛泽东说：“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尹荆山顿住了，知道毛泽东有点不愉快，不知怎么说才好，过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一听，便知是为那本真迹事。顺便将手中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所以毛泽东随意说了这个话。
“主席，”尹荆山见毛泽东这个动态，怕他生气，连忙解释说，“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一些了，“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过不多久，黄炎培又打电话来了。因为上次询问没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这次电话竟一直打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只得抓起了电话。
黄炎培在电话中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便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到最后，他还是问了那本真迹。
毛泽东在电话中问道：“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此后，毛泽东便更加抓紧地研读从黄炎培那儿借来的“国宝”。
一个月快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郑重地关照说：“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黄炎培之子黄万里
１９１１年８月，黄万里出生于乱世；１９３２年，他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桥梁工程师，亲自参加江山铁路大桥的建设；１９３７年，黄万里获得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水利博士学位后，没有留恋异国的奢华，而是毅然回国，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水利事业。
１９５５年，苏联专家拿出了三门峡水库的设计方案，叫好声连片响起。１９５７年６月，中央召集国内有关专家７０人展开“热烈讨论”，年近半百的黄万里先生被邀请参加。会上，不少专家并不赞同苏联人的想法做法，但由于诸多不敢言破的原因，大家噤若寒蝉。
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马有人反驳他，并着实风光了一番。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副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黄万里的良苦诤言，成了当时高层的耳旁风——水库设计施工时仍坚持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排水洞。
不久，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整天挨批受斗，后又被罚做清洁工，贬至乡下务农。
１９６０年，三门峡水库如期运转。不到一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抬高，大片良田浸没，土地迅速盐碱化，危险直逼古都西安。迫于无奈，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１５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５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渠”。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水库的诸多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事后，有人问黄万里，你明知说破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黄万里说：“父亲常对我说，‘中国有史以来，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让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我谨记着父亲的教诲，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一生无悔。”
２００１年８月，病榻上的黄万里教授临终感言：“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白学一场，我真痛心！”他这么一个虔诚为民、治学严谨的学者，一生身世如漂萍，其状苦亦悲。
沉沙掩不了真知灼见，历史抹不去真理之声。今天的人们钦佩黄万里教授，渭河流域千千万万的农民永远惦记着这位曾经拉过犁、种过田的文弱书生。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为真理而付出沉重代价，甚至献身，无疑是一种圣洁。黄万里教授身上散发的圣洁的光芒，在人云亦云的年代,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１９５５年，苏联专家拿出了三门峡水库的设计方案，叫好声连片响起。１９５７年６月，中央召集国内有关专家７０人展开“热烈讨论”，年近半百的黄万里先生被邀请参加。会上，不少专家并不赞同苏联人的想法做法，但由于诸多不敢言破的原因，大家噤若寒蝉。
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马有人反驳他，并着实风光了一番。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副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黄万里的良苦诤言，成了当时高层的耳旁风——水库设计施工时仍坚持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排水洞。
不久，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整天挨批受斗，后又被罚做清洁工，贬至乡下务农。
１９６０年，三门峡水库如期运转。不到一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抬高，大片良田浸没，土地迅速盐碱化，危险直逼古都西安。迫于无奈，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１５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５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渠”。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水库的诸多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事后，有人问黄万里，你明知说破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黄万里说：“父亲常对我说，‘中国有史以来，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让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我谨记着父亲的教诲，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一生无悔。”
２００１年８月，病榻上的黄万里教授临终感言：“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白学一场，我真痛心！”他这么一个虔诚为民、治学严谨的学者，一生身世如漂萍，其状苦亦悲。
沉沙掩不了真知灼见，历史抹不去真理之声。今天的人们钦佩黄万里教授，渭河流域千千万万的农民永远惦记着这位曾经拉过犁、种过田的文弱书生。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为真理而付出沉重代价，甚至献身，无疑是一种圣洁。黄万里教授身上散发的圣洁的光芒，在人云亦云的年代,愈发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