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其未来演变趋势，目前众说纷纭。基于历史经验和危机的已有影响，笔者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不容乐观。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全球化进程迟缓、金融创新水平不深以及资本项目管制较严等原因，我们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金融危机与制度创新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策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失衡，以及危机爆发后社会恐慌的蔓延。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积极致力于稳定金融市场，恢复公众信心，挽救经济运行。各国政府也加强了政策的协调配合，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传播和蔓延。总体上看，已有的拯救措施基本上是短期修补性质的，没有真正涉及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没有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支持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稳健发展。事实上，拯救市场的措施既要着眼于短期，遏制危机的蔓延，尽快解决危机引发的问题，恢复和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更重要的是应该着眼于长期，通过重新构建经济金融制度框架，重新构建经济金融运行的机制，积极鼓励有效的金融创新，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负面影响，让经过危机洗礼后的世界更加美好。

　　    （一）对我国应对危机措施的评判

　　    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果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继2008年11月9日中央政府出台高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近20万亿的刺激计划。它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沿袭的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向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各种信息表明，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铁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等项目；一是民生经济部门的投资，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笔者认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这些投资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现行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笔者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各级政府很可能会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将被挤占。尤其是，在缺乏完善的监督制度情况下，大量的公共工程建设和投资将可能导致大面积腐败。因为，在任何国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

　　    坦率地讲，我国政府新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其实没有多大新意。这些手段在1998年拯救亚洲金融危机时就使用过。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目的在于拉动经济增长，抵御经济下行压力。本次的政策重心依然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区别只是在于政府安排了部分（比例没有确定）对民生的投资。最终，究竟有多少用于民生投资，是不容乐观的。可预见的后果是，绝大部分的钱会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因为，项目工程投资的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属于公共服务，出力不讨好，基本上没人愿意推动。从历史维度看，此次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没有跳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政策框架。在《大萧条时代：1929-1941》一书中，狄克逊?韦克特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艰难转型。同时，也翔实地阐述了经济危机中的政府责任，使我们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政府责任”。罗斯福新政的计划和措施与我们目前采用的计划和手段几乎并无二致。

　　    （二）制度创新是应对危机的关键

　　    有观点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危机和压力下得以实现的。基于此，应对目前的危机，关键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须致力于基本社会制度建设，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一些基本社会制度的建设却乏善可陈。从长远来说，如果缺乏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就会缺乏一个稳定机制。从而，经济进一步增长就没有相应的支持动力。30年来，我国建设了一个为外部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基本上没有着眼于服务内部市场。1998年，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在扩大内需方面却不太成功。之所以当时的政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西方需求仍然强劲，国内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整个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出口，成效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唯一选择是：致力于国内需求，把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因此，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重心应定位于制度创新。中央政府应集中财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社会制度建设。同时，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消费型社会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二、启动内需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3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有学者认为，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消费社会，中国很难和西方竞争。而且，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果不能建立消费社会，也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由此，建立消费社会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制度建设。事实上，只有等这些基本社会制度初步建立以后，我国才会变成一个消费社会，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郑永年，2008）。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消费社会建立起来以前，我们无所作为。理性的选择是，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启动内需，逐步将我国由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

　　    （一）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还是消费？

　　    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就当前形势而言，拉动经济的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而非投资。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笔者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30年来，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格局下，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48.81%下降到了35.3%。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增长的空间是巨大的。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在人均GNP从1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过程中，居民消费率会持续下降，而当从1000美元通向3000美元左右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居民消费率将稳步攀升。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超过了1000美元，但现实却与钱纳里的理论及美国等国家的实践相悖。其实，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规律在中国的失效，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使得城乡居民不得不继续维持高储蓄，导致了消费的长期滞后。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启动内需的动力继续定位于投资，不仅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有实质性的转变，而且，消费社会的建立也会被长期延缓。已有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公共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能够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但不一定能够拉动内需。从我国的现实看，在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干部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依然是GDP增长速度，税收收入依然主要来源于生产型增值税的情况下，若内需依赖于投资，那么，内需拉动的只能是GDP的增长，而不是生态环境和民生问题的改善。其实，仅仅看GDP增长，是没有多大意义的。GDP增加一个或者两个点并不能说明增长的质量和意义，关键是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看发展是否能够持续。当然，对于投资，也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投资的领域是民生领域而不是政绩领域，那么，它对于消费的增长和内需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把4万亿或者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那么，将为启动内需和消费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启动内需靠谁：居民、企业还是政府？

　　    从经济学理论讲，内需的主体包括三个部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鉴于启动内需的动力是消费而非投资，所以，启动内需不能依靠企业与政府这两个投资部门。如果继续依靠企业来拉动内需，那么，我国将继续成为一个生产型社会，而不是消费型社会，我们最终会成为“世界工厂”，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进行积累和生产，继续沿袭为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如果继续依靠政府来拉动内需，那么，不仅政府的职能转变难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腐败现象难以得到遏制，关键是涉及民生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建立。由此可见，启动内需，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是靠不住的，真正需要依靠的是居民部门。我国拥有13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市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鉴于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和效果也是不同的。我国的消费者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富豪阶层、中产阶级阶层和一般消费者阶层。对于富豪阶层，其消费能力很强，但数量太少，该群体消费的主要是奢侈品，而且这些奢侈品基本上是国外制造的（即使水果、衬衣、袜子等日用品也基本上是国外的产品），所以，他们的消费对内需拉动的贡献度很小。因此，内需的启动要依靠中产阶级和一般消费者。从发达国家情况看，内需的主要拉动力量是中产阶级，我国内需不振的核心原因就是中产阶级比例较小。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绝对主流，低收入阶层和富人阶层在两端较小。如美国的中产阶级比重超过80％，瑞典为55％，德国为50％，即使印度也为23％。然而，我国的阶层结构呈显著的“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占比很大。据官方报道数据，我国中产阶级人数为8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比重为6.15％。如此小比例的中产阶级是难以拉动内需的。尤其是，我国30年经济改革艰苦培育起来的为数规模不是太大的中产阶级，在2007年10月以来的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中遭到重创，资产严重缩水，几乎使之全军覆没，消费能力大大下降。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中产阶级能否继续发展壮大，尚取决于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能否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恢复而不断增长。对于一般消费者阶层，笔者认为，他们的消费贡献也是比较小的。尽管这支消费力量的规模巨大，但他们的钱主要不是用来消费，而是为了保生存，甚至是保救命。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前，他们永远都不敢花钱。这些人不敢花钱，中国的消费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依靠低劳动成本和高要素投入发展的制造业，曾经支撑了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随着外需的衰退，这种曾经被我们当作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面临着严峻考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面积外向型制造企业的倒闭，宣告了制造业繁荣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启动内需必须开放服务业市场，利用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由外向内”的结构转型。

　　    事实上，增加消费与大力发展服务业基本上属于同义词，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发展服务业既要注重前一种类型，更要重视后一种类型。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34.2%，快速上升到2002年的41.5%，五年间升幅达7.3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沈明高，2008）。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是绿色产业，对于缓解环境保护压力和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短期内，服务业发展不会挤出制造业，而是对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补充，成为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重要支持。从长期来看，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低于两位数的水平，但却是更加可持续的。因此，为促进服务业的长期发展，我国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使之成为刺激国内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重要的是，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高一个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此后强调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结构升级。但是，由于与旧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情况改变的很慢或很少，甚至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吴敬琏，2008）。事实上，除了体制和政策因素外，外部环境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外部经济需求旺盛，国内企业赢利较好，在这种背景下要转变这种方式，缺乏起码的内在动力，而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了我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感。基于我国的客观现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是通过产业升级来弱化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增加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一，宏观调控的理念应进行根本调整，其最重要基点应当是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有成效的，调控技能和调控艺术不断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次序性和配套性有了较大提高。然而，调控的有限性没有得到重视。现实中，政府干预往往被扩大化，剥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产业政策本应是一种有限的政策导向，但实践中却演变为强制措施，其作用范围被无限夸大，导致政府越调控，产业发展越不合理。面对此次全球经济放缓，出口增长率降为零，外向企业亏损倒闭现象越来越严重，决策部门出台了全力扶持出口行业，将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以确保GDP增速不下滑，这些措施实质上有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其实，以上现象并不能证明我国经济必须要通过大规模宏观调控政策来延缓其衰退，相反，它为我们敲响了产业升级的警钟，如果产业升级依旧乏力，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另外，我国为经济转型滞后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继续以短期应急性宏观调控手段而非立足于产业升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不仅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永久失去打造经济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第二，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弥补GDP增速的下降。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短期内造成GDP增长率的下滑。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加以弥补。广东省率先通过实施发展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再次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通过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等实现其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刺激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是弥补GDP增长率下滑的重要手段。中央此次出台的十项措施，其中把“加大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放在了十项措施的第一条，显示民生的重要性。第八条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明确提出要“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如果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也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产业升级要与产业的转移相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我们必须在产业转移方面有所作为。其一，成熟产业要在区域间转移。随着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成熟产业应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梯度明显。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不仅比跨国转移更经济，而且也更低风险。其二，发达地区的产业要升级。当前，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口号，顺应并积极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然而，产业升级无法绕过一些现在还受管制的产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果扩大内需是当前的政策目标，那么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一定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重要。

　　    第四，政府应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存在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众才能大胆消费。而我国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参考文献

　　    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罗伯特?希勒．终结次贷危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沈明高．服务业是新经济增长点[J] ．财经?宏观周报，2008（15）

　　    吴敬琏．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J] ．高科技与产业化，2005（9）

　　    郑永年．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N] ．联合早报，2008-12-02

　　   

　　    作者葛兆强      单位：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     发表于：《深圳金融》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