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前的问题却在于，短时间内密集的推出如此众多的区域经济规划，其必然造成需求压力增大，资源的短缺也就成为必然。也就是说，在奶水不变的情况下，孩子多了，那么平摊在每个孩子份上的分量也就自然降低了。这种资源的平摊式分配原则并不符合发展理论的聚焦原则，也不符合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中央最后一定会在这诸多规划中有所偏重，这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的决策和执行的结果看的出来。

那么中央最后会如何会如何取舍呢？该方案提出深圳“四个先行先试”的改革基本思路。一是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二是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符合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三是对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中国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四是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事项先行先试。从该公布的方案内容来看，深圳综合改革配套方案显然是以前所批准的诸如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方案和正在立项的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的升级版，这也就决定了，在未来中央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在资源配置上，与后者比较，向深圳综合改革配套方案倾斜的可能将更大。但其风险也是显见的，方案提到：“需要试点探索的制度设计先行先试”。而这毕竟事关内政改革问题，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无疑将相当强烈，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不容轻视。

同样的道理也可应用于海西经济特区，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得到大力发展，而独海西的势头最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台海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海西正处冲突的最前沿。虽然自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得以缓和，但毕竟台湾地区是个所谓的民主政体，其政党的轮替问题充满变数，而这种变数无疑也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海西的投入，对于海西当前的发展或许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而反观上海，显然这种隐患的可能性远小于深圳和海西，上海的“两个中心”战略，符合当前的民族情绪，及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其改革成本和可能遇到的阻力是目前批准的各方案中最小的。对此我们认为最后中央对其倾斜的可能性最大，这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中央虽然在全国推出5大经济特区，但实际上却始终将资源向深圳倾斜一样。

而上海事实上在2005年以来一直属意于在浦东发展银行与上海银行的基础上，整合上海的国有金融资产，打造出属于上海自己的金融控股集团。而当前中央的这一决策与上海市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是完全契合的。

综上述，我们可重点关注：上海的金融版块，特别是其运作平台浦发银行（6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