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价值规律

2，商品交换的规律

3，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4，剩余价值规律

5，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盲目性规律

6，生产过剩的规律

8，分工的规律

9，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相对人口过剩的规律

10,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六，对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修正主义认识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悲剧

第八章　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

第九章　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九，国际金融危机呼唤共产主义

一切宣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所坚持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所谓“列宁主义”不过是斯大林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代名词。是斯大林打着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一方面利用列宁的名字和列宁的大量错误观点并进一步发挥、发展这些观点，另一方面歪曲、篡改、偷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科学概念，否定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否定《资本论》对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适用性，进而提出、确立和推行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彻底的歪曲和篡改。在斯大林“顺者昌，逆者亡”的“一言堂”淫威下，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统治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欺骗、蒙蔽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并且至今还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用来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继续实行修正主义统治，继续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一面旗帜。但它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杜林观点的翻版，是改头换面的蒲鲁东主义。

共产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所酿成的一切灾难和悲剧，所遭到的一切挫折和失败都只能从这里得到说明。

“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形成。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又严重阻碍着生产力以它应有的能力向前发展。这种阻碍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暴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最初，这种危机大约每十年暴发一次有规律地发生着，在每次危机中都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大量商品积压，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而后，这种危机转变为长期的萧条，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纷纷采用“以销限产”的方法来规避“生产过剩”，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已不再来临；市场狭小，广大劳动者阶级购买力不足始终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和主要根源。.这种生产过剩标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市场所强加给它的限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不过是全球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大暴发的外在表现，是“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数级数扩大”[1]　的矛盾已经发展成全球性问题并日益尖锐的必然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再次告诉我们：

第一，资本主义的种种改良措施，包括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和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发展第二、第三、第四产业，借贷消费、奖励消费等等政策，都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能改变危机的形式，推迟危机的到来，同时又聚集着危机的能量，迟早必将导致破坏力更严重、更巨大、更广泛、更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

第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已不仅仅是少数发达国家的问题，已无法通过向落后国家推销剩余产品来克服，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了；借贷消费——至少在发达国家——也无法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了。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也无法容纳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只有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消灭一切谋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变生产的目的为满足社会需要，才能彻底克服供需矛盾，彻底消除市场对生产力的束缚，推动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才能使今天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造福于全人类。

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不过是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完全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是再次强烈向人类呼唤——回归马克思主义，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已经是时代的强烈要求，生产力的强烈要求。

回归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弄懂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文就从阐述这个问题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条：一条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条是科学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对此讲的十分清楚，他说：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其中特别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才说：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理论贡献时也明确指出：

显然，这是对上述两大规律的科学抽象和概括，同时又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任务和特征。

这两大规律的发现彻底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为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自觉地的把握和顺应社会规律的要求，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彻底结束被社会规律所驱使和奴役的状态，自主地驾驭历史车轮前进，提供了唯一正确、无比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觉地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指明了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它一切理论的独有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和灵魂，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一条红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同这两大规律紧密联系着，都是对这两大规律的证明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统一性、完整性和彻底性，其根源及其表现就在这里。

因此，离开、抽去或淡化上述规律来解释和定义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甚至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列宁、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虽然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斯大林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但是，他们都没有用这一内容来概括和定义马克思主义，更不谈上述规律的内容，证明他们根本不懂上述规律，更不懂上述规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所以他们只能用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错误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等来概括和定义马克思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等空洞、抽象的说教来概括和定义马克思主义。更严重的是，斯大林通过歪曲、篡改这两大规律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彻底歪曲、篡改、搞乱了马克思主义。

一切共产党人的悲哀就在于完全听信了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诠释。特别是完全陷入了斯大林主义。完全用斯大林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完全把这种修正主义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作列宁主义，当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金科玉律，完全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混为一谈。更甚者，一切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还完全象斯大林那样实行“一言堂”统治，对列宁、斯大林及其观点，特别是对现任最高领导者的思想及其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只准高呼英明、伟大、正确，不允许有任何批评、怀疑和动摇。否则，就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罪名，就有杀头、坐牢的危险。“整个社会主义理论队伍”乃至“整个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都被严格控制、培植成实行和吹捧这种修正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一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都被统一为对这种修正主义的歌功颂德，一切不同的声音都被消灭在萌芽之中（托洛茨基和所谓“托派”的悲惨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在这种修正主义统治下，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探讨和宣传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发现和纠正这种修正主义错误也不可能了。于是，真理变成了谬误，谬误变成了真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没有也不可能被他的公开的敌人所战胜，却被斯大林打着“列宁主义”招牌推行的斯大林主义彻底取代了、玷污了、葬送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样被引入了歧途和失败。

现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猛醒，彻底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掌握马克思主义，明确和全面地说，就是既要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掌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否则就谈不上掌握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呢？

这一规律即：社会存在（其中生产方式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依次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

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思想方法。所以，我们又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

这一规律的上述内容，可以说社会主义理论界十分熟悉、基本公认。不过他们按着斯大林的理论，只知道这些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其实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在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理论家那里是很模糊的），根本不懂得这些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思想方法。同时还应强调指出以下三点：一是按着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理论界一直只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来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这不是一种省略的提法，而是根本不懂其中存在一个生产方式问题，是抽去生产方式问题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二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界完全是按照斯大林的荒谬定义来理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懂何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他们完全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三是这里讲的社会五形态的最后一个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却被斯大林篡改为社会主义社会，他完全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篡改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完全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歧途。

正确理解和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必须正确理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斯大林就是通过歪曲和篡改这两个概念的科学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彻底篡改了、搞乱了、抛弃了这一规律。

在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概念无疑是指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因为从词义（译义）上看，它没有其它含义；从实践上看，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存在这样一个客体和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从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使用上看，其上述含义就更加明确了。例如马克思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

“不论社会生产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6]    

很明显，这些不同提法表述的是完全相同的思想，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思想，即：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社会制度。同样很明显，这里讲的生产方式、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等不同提法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要给它们找到一个共同的内涵，那就只能是生产的方法和形式。

由于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又直接用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等提法来表述和代替生产方式概念。

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8]

又如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9]

因此，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是毫无疑义的。

因此，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生产组织、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进行生产，绝不是斯大林说的那样，仅仅是方法和形式问题、仅仅是现象和外表问题。而是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问题。

生产方式包括那些内容呢？

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方面，其中生产决定交换和分配，但“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10] 生产也决定于交换和分配。可见，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三个方面。其中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又有反作用。

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狭义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共同构成广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容。

生产方式概念的上述含义是极其浅显明了的。所以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没有用错这个概念，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浪费笔墨对这个概念作不必要的赘述。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是科学地揭示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或者完全颠倒这种联系的观点。为了彻底弄清这种联系，彻底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歪曲、篡改和否定这种联系的谬论，现将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详细引证如下。

马克思指出：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1]

恩格斯也指出：

这些阐述明确告诉我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而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关系，内在同一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其中商品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用假象掩盖了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甚至用物的外壳掩盖了生产关系的存在，只有对商品生产进行科学剖析，才能透过表面现象和假象，揭示出其中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进行这种科学剖析的光辉结晶，从而真实地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生产关系，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得出的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谬论。背离上述观点和方法，就只能重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覆辙。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存在上述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给生产关系概念下了一个与生产方式概念不同的定义，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0]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把它们视为相同的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21]

所以更明确地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形式、从表面现象上看，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但从本质、从内在联系上看，它们又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同理，交换方式与交换关系、分配方式与分配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因此，生产关系的内容不是与生产方式不同，而是从不同的方面去揭示相同的内容，是从生产方式的内容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必然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

因此，同生产方式的内容相对应，生产关系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共同构成广义的生产关系的内容。

此外，由于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都是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所以生产关系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本质内容，是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不是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可能存在多种生产关系，不是某种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22]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既存在着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还可能存在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因而既存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可能存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有这些生产关系构成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步取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必将取代封建制度。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其生产关系总和中还会有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或其残余。

按斯大林观点编写的政治教课书，在提到“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概念时，无视这一概念前面“这些”二字的含义，硬把这一概念解释为指：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之和。从而把它同生产关系概念混为一谈，否定了它有独立的意义。很明显，生产关系概念已经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之和，所以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这种解释显然与斯大林对上述问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甚至不懂何为生产关系，以至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认为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谬论密切相关。是为了与斯大林的这一谬论保持一致。

十分明显，只有把这一概念理解为指一定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正确的。相反，认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只能存在一种生产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既有这种错误认识，同时又用“生产关系的总和”，甚至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提法来表述这种生产关系就更加荒谬了。

纠正上述错误，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状况，克服盲目性，自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具有决定性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主要包括：价值规律、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剩余价值规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盲目性规律、生产过剩的规律、竞争的规律、分工的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人口相对过剩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等等。

价值规律规定：在商品世界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23]　“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24]

“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25]可见，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本身已经决定这种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不等价交换的必然性。等价交换只存在于总交换的平均数中，只有依靠残酷竞争的强制才能实现商品价值的回归。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是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一当它考察资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26]

剩余价值规律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7]“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28]　利润、利息、地租等等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如果不首先变为资本，不能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就不能发挥作用。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盲目性规律表现为：“每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每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9]

“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30] “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31]　我们看到，这种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虽然已经改变了形式，但这绝不是矛盾的解决，相反，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正愈演愈烈，最终必将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炸毁，必将呼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建立起能够彻底消除这一矛盾的新的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2]“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33]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34]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35] “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36]“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37] “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38]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织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它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39]

“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40] “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41]“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末，土地就同样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资本论》），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资本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粹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这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兵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42]

“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43]“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的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44]   “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45]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6]“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47]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

以上所述，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弊病，一切不合理和不公平，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贫富两级分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腐化、堕落、欺诈、肆虐、暴力、犯罪，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思想意识等等，都是根源于这种生产方式，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没有逃出这种生产方式，而是完全照搬或如蒲鲁东主张的那样既保留又限制这种生产方式。所以，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里，上述规律仍然作为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继续发挥着效力，甚至会产生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得出的最重要的和必然的科学结论。如果说发现这两大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和灵魂，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中的本质，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真谛。所以，我们又可以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概括。

那么什么是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应当如何认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精辟，十分明确的阐述，彻底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界线。他说：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49]

这就是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

这就是对狭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精辟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辟概括。

这就是我们检验真假科学社会主义、真假革命、真假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金石。

这一原理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身是“过渡阶段”。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就是说，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坚持上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是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相反，如果这个政权违背上述原理，就谈不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谈不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谈不上坚持“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

这一观点的根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更迭，既是社会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特征，是完全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仅仅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发产生和建立起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其中包括掌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建立的生产方式——它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发展史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剖析为我们找到的，能够消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一切社会弊病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手段。毫无疑问，同样能够消除这些弊病，但不属于共产主义性质，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存在的，是既不能自发产生，也不能人为建立的。否则，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如果我们弄懂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是盲目性的生产，是非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是克服了盲目性的生产，是计划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会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之间，在盲目性与非盲目性之间，在计划经济与非计划经济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既非前者，又非后者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或任何其它的生产方式。

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即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决不能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

所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根本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是必须向共产主义过渡。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指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　

不懂甚至否定这一点，同时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招牌，用“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取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是假冒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搞假科学社会主义，就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到“邪”路上去。

还应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一词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概念，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几乎一切阶级和“社会庸医”都可以并曾经利用这个口号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宣传本阶级的主张。正如恩格斯早年在谈到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时所说：

可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晚年之所以经常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因为那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51]  是为了更广泛的团结和引导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马克思主义轨道，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视为完全相同的概念来使用的。

不懂得这一点，又象列宁、斯大林那样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就只能陷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陷入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中。只有赋予这个概念共产主义的内容，把它视为与共产主义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思想观念、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提法才是正确的。反之，这些提法就是错误的、荒谬的、虚假的概念。斯大林就是用这些虚假的概念欺骗和蒙蔽了所有的共产党人。

科学社会主义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实行和依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不断革命，逐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阶级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很明显，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在消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观念的同时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观念。而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

这就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当社会主义彻底完成这一任务，彻底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彻底健全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阶级差别才会被彻底消灭，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才会完全取代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那时社会主义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最明了、最科学的表述。

毫无疑问，上述过渡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实现上述过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地既存在着正在被消灭，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本主义、甚至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或其残余，又存在着刚刚建立，还不完善，还有待于发展健全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因而它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等一切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既存在共产主义因素，又存在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因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这个阶段上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2] 其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如果无产阶级偏离马克思主义，不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用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就会无孔不入地侵蚀和消灭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不是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道路快速发展生产力，快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不是由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死灰复燃重新战胜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道路。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建立单一的共产主义因素，首先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她就会使生产力很快达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使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快速发生革命性的根本变化，使人民的物资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面貌迅速焕然一新而接近共产主义。那时她就会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学习的榜样，就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无比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从而在全世界迅速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不懂马克思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不能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努力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不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毫无共产主义因素可言，就只能完全是资本主义或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因素，就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它既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招牌，去破坏、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它就会产生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就会比资本主义更阻碍生产力发展（因为除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就会堕落为比资本主义更陈腐的社会，堕落为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的社会，走上愚昧落后、专制独裁的道路。它就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起到资产阶级所起不到的抵毁马克思主义、玷污社会主义形象、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斯大林主义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起的就是这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起的也是这种作用。

 

综上所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发展。阐明了“如何消灭资本主义旧制度，如何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问题，为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道路。所以，受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蒙蔽，社会主义理论界一直胡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问题，甚至胡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毫无根据的，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无知和否定。

综上所述还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深奥的、难以理解的理论，而是十分明确的，通俗易懂的。一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它，掌握它，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更能从亲身经历的遭遇中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比英明、正确和伟大，从而把它当成获得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和革命法宝，把实现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理想、信仰和毕生奋斗目标。一切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都只能导致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又是迄今为止人类研究自身社会所获得的最伟大发现和对人类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它的发现不仅需要有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思想方法，刻苦钻研的毅力，敏锐深刻的思维能力，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而且还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史料及其优秀文化遗产，并能潜心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必须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民主环境。因此任何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或没有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都不可能自发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要说那些迷信和固执的盲从斯大林修正主义宣传的人了。

虽然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的理论策略为武器，批判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他的大量言论和观点说明，他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更不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不懂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在夺取政权后完全迷失了继续革命的正确方向。他讲的六个“不知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六个不知道是：

他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己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己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53]

他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 [54]

他说：“生产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55]

他说：“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56]

他说：“至于人类会经过那些阶段，通过那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57]

他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58]

很明显，在以上问题中，除第4条是列宁提出的不存在的问题外，其余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问题，即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己经清清楚楚回答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可是列宁却认为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解决的，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的问题。可见当时列宁和苏联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是相当贫乏的，还谈不上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丝毫不懂“科学社会主义”。

十分明显，从列宁讲“六个不知道”的语气上看，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和苏联党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自信很精通马克思主义。“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59] 正是这种错觉使他不能不用自己的自以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实则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论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他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混乱的、模糊的、自相矛盾的大量修正主义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

列宁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内容或主要内容的诠释上。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60]  又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61]　这就充分说明，列宁是把这些内容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或主要内容。　

首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人们正确地研究问题、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必须遵循的起码原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有特征。其次，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错误的。因为承认阶级斗争是一回事，是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又是一回事；同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真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一回事。可见，列宁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或主要内容，而是用上述似是而非的提法严重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或主要内容。

列宁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同时又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62]　这是列宁的又一重大错误观点。这一错误观点说明，列宁还不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是历史垃圾的观点。

哲学的本质是思辨，是用想象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

科学的本质是实证，即实践、实验和观测，是用事实证明事物的联系。所以我们又可以用“实证科学”来表述实证和科学这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应当把这三个概念视为完全相同的概念。离开实证的科学是不存在的，是伪科学。科学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变成了正确的代名词，原因就在这里。

哲学是古代社会直至十八世纪前，人类没有科学、不懂科学、只能用纯思辨来代替科学的产物。

恩格斯明确阐述了哲学产生的这一历史过程及其根源。他说：

十八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逐渐产生和发展，哲学才逐渐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并极力鼓吹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极力把哲学打扮成“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64]　但事实恰恰相反，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由于哲学的思辨本质即它的非科学性，哲学便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宣告终结了。

恩格斯对此也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说：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最后一句话。即：

恩格斯的这句话绝不是说“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仍然属于哲学，仍然是哲学的对象，仍然需要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解释。而是说，以往哲学思辨所取得的这一符合科学的内容应当保留下来，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应当扬弃它的哲学形式即纯思辨，但要保留这种形式所获得的科学内容。

十分明显，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就是通过哲学形式获得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新内容。

因此，由于对列宁、斯大林的迷信，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把科学与哲学混为一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多么严重的误解和无知啊，同时又是对哲学本质的多么严重的误解和无知啊。这种严重的误解和无知把马克思主义严重的神秘化了。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们进一步神化马克思主义，随意解释、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搞假马克思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又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重新陷入了严重的困惑和愚昧之中。

研究哲学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有人提出，从认识史的角度看，又可以把人类的发展史划分为蒙昧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时代。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确实已进入了科学时代。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并没有真正被人们所掌握和运用，“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68]宗教——“人民的鸦片”[69]　正在重新复活。这一历来为统治阶级统治和愚化人民服务的工具，现在又成为修正主义者继续统治和愚化人民的工具。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类还远没有进入科学时代，还谈不上做历史的主人，还不能自主地驾驭历史的车轮前进，还没有结束被社会规律、被自己头脑虚幻的产物所奴役和驱使的状态。　仍在苟延残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里，

但是，这种是非的颠倒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吗？

列宁思想的混乱，模糊和自相矛盾，突出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

一方面他承认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对这个己经摆在苏联革命面前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他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一方面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他说：“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70]　另一方面他又说划分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说：“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71]

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因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他说：“只有阶级不存在了，全部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72]  “阶级一消灭，专政也就不需要了。”[73]另一方面他又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74]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

一方面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另一方面他又说：“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77]　他还把社会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这种社会主义不存在共产主义因素的观点。他说：“我们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78] 又说“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79]

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存在商品生产呢？在苏共执政前，列宁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说过：“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80] 可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荒谬地提出应“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正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81] 他还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82] 这就无异于在说，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

后来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列宁又把无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83]

综上所述，说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为混乱和充满矛盾的。但有两点很清楚：一是他只字未提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二是他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这就足以证明他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不懂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他幻想建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彻底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

还应指出，在没有变革生产方式，没有真正建立计划经济，继续保留和照搬商品生产形式的情况下，列宁不仅把国家所有制，而且把合作制即集体所有制都视为“公有制”也是错误的、也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观点是指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不是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阶段，这种占有必须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必须“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84]“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5]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痛斥了杜林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所有制”观念好像“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的观点，他说：“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个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它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86]

可见，以列宁的上述观点为根据，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观点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同杜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偷梁换柱”。这种谬论早已被恩格斯所批驳。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集体所有制的意义，而是把它视为个体经济向国家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暂时的形式。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它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力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87]又说：“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88]

其次，仅仅实现国家所有制还不是“公有制”，它只是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名符其实的“公有制”。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89]

可见，辨别所有制的性质不仅要看它的“形式”，更要看它的生产方式。这一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一文中讲的十分清楚。他说：

这就是说，所有制概念包括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是对这一内容的概括，这一内容讲清楚了，所有制的性质就不言自明了。离开这一内容来谈所有制的性质，是薄鲁东主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列宁正是陷入了这种幻想之中。他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只剥夺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变革生产方式，不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不消灭货币交换，这样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徒有虚名的现象，其实质是由共产党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充当总资本家。最终只能形成变相私有制，只能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只能把“社会公仆”培植成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变相剥削者。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观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铸成的变相私有制恶果，从反面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是怎样认识过渡阶段的呢？他说：“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在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92]

这段话从三个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论。一是歪曲了过渡阶段的理论根据。二是把过渡阶段指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歪曲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他甚至写到：“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93]“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94]“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95]三是把马克思讲的“经过长久的阵痛”[96]是指在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艰苦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夺取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进入过渡阶段，曲解为过渡阶段本身存在着“长久的阵痛”（这种观点完全是列宁没有找到当时苏联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观原因而做出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论）。

列宁还认为，过渡阶段不存在共产主义因素，只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说：“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97] 又说：“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98]

列宁就是这样明确地、全面地、彻底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论。放弃了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任务，背离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如前所述，列宁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只认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因是必须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各种坏分子的犯罪活动，没有认识到它的根本任务是实行和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他说：“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 第二，……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从前历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99]

这种观点完全是浮浅的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之谈。是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很明确的：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根本任务是实行和保护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执政后偏离了这个方向和原则就不能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认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00]“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01]“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02] “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那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103]

这些观点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又完全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首先，经济与政治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其主次关系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依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这样。例如，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变革生产关系，这时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就是主要任务而居于首位；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进行经济斗争、变革生产方式就成为主要任务而居于首位，否则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保持其性质。

其次，经济、经济基础是根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必须适应经济的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才会有自己的生命力，决不能把二者颠倒过来。

因此，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政治制约和影响经济，上层建筑制约和影响经济基础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所谓“反作用”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既起着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作用，又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这种制度不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造成的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和生产力浪费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其根据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常识，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观点；无产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固然不能维持它的统治，也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可是它如果不建立自己的经济制度，不解决它的生产任务，能维持它的统治，能作到在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吗；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权问题，而是变革生产方式问题，夺取政权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和前提，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政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难道资产阶级手中有政权就能永远维持它的统治吗，同样，如果无产阶级仅仅依靠手中有政权而不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也不能维持它的统治。

由于苏联党和列宁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苏维埃政权诞生后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在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彻底纠正一切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列宁的大量错误观点，把社会主义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从而彻底克服盲目性，自觉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挽救苏联革命的唯一正确途径。可是列宁却把背离科学社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归咎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这样，他便自觉不自觉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以他不是主张认真学习、全面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统一认识，指导实践，而是主张用“实践经验”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而是主张抛开马克思主义书本，仅仅凭“经验”来谈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104] “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105]“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106]

既然列宁是在不懂科学社会主义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那么它的荒谬性及其必然造成的恶果就不言而喻了。

更可悲的是，至今我们还把列宁的这一观点视为绝对真理，以至鼓吹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调子越唱越高。所以对这个问题还要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真理，正因为它是对人类全部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不是单纯出自天才的头脑。所以提出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不懂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就是不懂和否定人类社会的普遍实践及其科学总结，就是毫无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只相信自己狭隘的实践经验，搞经验主义。这种观点至少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自以为是的表现。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怕实践检验的，也一定经得起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因为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通过全部“社会主义实践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更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如果我们真正作到“实事求是”，就不难得出而且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而且为我们正确总结社会实践、发现真理，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就必须用这种方法总结实践，只有这样才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只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只能得出与真理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一切所谓根据实践得出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认识，其根源都在这里。特别是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实践者，只能是盲人骑瞎马，这种实践者更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总结实践，更不会有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有不尽的困惑和失败。

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不是由它自身的实践揭示的。而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科学阐述。所以，主张离开马克思主义，仅仅根据“实践经验”来寻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可笑的。其结果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实践”，却科学预见未来，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至今仍在“困惑”中徘徊、在黑暗中摸索，并且走进了死胡同。因而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让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不得不依靠向资产阶级乞讨过日子，不得不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这就是鼓吹离开马克思主义书本，仅仅依靠“实践经验”搞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我们说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论，用“灰色”来形容都不正确。只有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或深陷“困惑”不能自拔，对理论是非心灰意冷的人，才会用黑白混淆的“灰色”来形容理论。所以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是灰色的。只有彻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阳光、是灯塔、是洞查秋毫的显微镜和照妖镜，是任何其它东西都无法替代、无法比拟的，是最重要、最宝贵、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革命法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列宁一方面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只能证明他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只能证明他的自相矛盾。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学说。我们知道，规律是不能违背，不能修正和发展，也不需要修正和发展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违背，不能修正和发展，也不需要修正和发展的。

其次，只有错误的、或不彻底的、或不成熟的、或过时的理论才需要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统一性、彻底性、完整性和适合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时期需要的性质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不需要修正和发展的。

再次，如果我们承认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承认真理的唯一性，那么就必须同时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而且一切真理都是不需要修正和发展，也是不能修正和发展的。主张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主张修正、发展和超越真理，就是主张修正、发展和超越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是企图建立比正确更正确的认识，就是否定真理的唯一性，就只能去歪曲、篡改真理，就只能陷入谬误之中。“超越真理一步，就是谬误”，原因就在这里。

列宁在反对伯恩思施坦修正主义时曾正确定义了这个概念。他说：“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107] 但由于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能不迷失方向的时候，他自己也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修正主义之所以是贬义词，之所以是反动的、荒谬的，就在于它修正的是马克思主义，即它不是修正错误，而是修正案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决定了修正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谬误，只能用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来冒充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马克思主义” 其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提法不同。都是主张修改、更正、完善、推进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使之正确或更加正确。因而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完整性、统一性、彻底性的否定。不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更动听、更具欺骗性。所以一切既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又要掩盖其修正主义真面目的人，不是公开提“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修正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者不是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钻进革命队伍内部，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招牌修改马克思学说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起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伪装性，更因为他们掌握了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权，并能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假民主、真独裁之实，能完全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

犯修正主义错误的人既可能是本质问题，也可能是认识问题，认定修正主义错误的性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顽固的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既反对修正主义，又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统一性、彻底性、完整性，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又是列宁的自相矛盾之处。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喊了一百多年，可是究竟有谁提出了一条能站住脚的根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存在错误、或不够成熟、或不够彻底、或不够完整、或己经过时、需要修正和发展？究竟有那一条理论是能站住脚的属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一条也没有！！！

迄今为止，一切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非包括两种。

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非如此便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等就是这种运用。这些观点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观点，而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不同表述。并且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更概括、更科学、更具有原则性、严密性和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另一种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招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篡改、否定和背叛，是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斯大林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定义等等，这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科学性、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再如斯大林发挥和发展列宁的观点提出的能够首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国胜利论”，[108] 不仅是没有真实客体的理论概念，而且已经被全部“社会主义制度”的虚假性和最终垮台所否定。

至于无产阶级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八二年就阐明了，并且恰恰是针对落后的俄国讲的。他们说：“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09]

这段话与列宁否定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可能性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斯大林无视上述思想，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写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110]企图以此证明他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段话显然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讲第十九个问题时所阐明的思想。为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现将恩格斯的原文引证如下：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讲的“共产主义革命”（有时也称社会主义革命）与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后者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歪曲，是伪科学。还应指出，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似是而非的，恩格斯所说：“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不相上下”才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即它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也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取得最后胜利，首先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完成全正确的。难道苏联革命不是受到西方文明国家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影响和推动才发生的吗？难道如果苏联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它不会反过来影响和推动其它国家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吗？难道某个国家能够首先单独实现共产主义吗？

再次，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是说这些国家最具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但这些客观经济条件必竟是外因，主观条件才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什么？内因就是要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要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这是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十分明显的种种原因，特别是无产阶级运动内部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和破坏，至今在全世界并没有造就出一个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严格地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出现，所以无产阶级至今还没有真正由“自在的阶级”发展成“自为的阶级”，还谈不上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只有造就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以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全世界，并会首先烧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后，“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快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这段话同俄国革命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起点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无情鞭挞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机械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这种既表现为教条主义，又表现为修正主义的观点无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对落后国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无视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至二十世纪初，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上一切落后国家基本上都以或迟或快的速度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极力否定象我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自辛亥革命以后已属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否定在我国这样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更不懂这种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巨大影响及其相互推动作用；认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必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首先建成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观点实质上永远否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革命。这就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所在。
    所以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以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一假象为由否定上述观点，只能证明他不懂马克思主义。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的观点，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进一步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112]

这样，斯大林依靠“一言堂”，打着科学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为其随意歪曲、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任何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那么，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呢？

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就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确性，不可违背性。否则，就一定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

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就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拥有不讲具体条件的绝对适用性；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性，就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仅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仅仅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原理、一种方法，而不是穷尽了真理，至于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全凭我们自己了；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就是必须承认同一切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真理也只是我们在一定历史时代，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一定方面、一定过程、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也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和客观事物本身发展条件限制的，也就是说，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暂时性”。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113]

显然，我们只能在上述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

所以如果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把二者对立起来，或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相对性不是理解为它在本质上的“暂时性”，而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存在错误，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的的绝对性，什么是真理的相对性。

还必须强调指出，那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暂时性为由，主张在现时代通过“实践”发展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是幻想建立一种超越时代的实践和理论。因为十分明显，这一规律直至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只有完成这一任务后，适用于那个新时代的、更高的实践和理论才会出现。

从恩格斯上述观点中我们还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一致认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进而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这也是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观点。

那么，在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国家以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发展和修正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切真理都是不能发展、不能修正的。真理只能过时，只能变成谬误，只能被扬弃。马克思主义真理也是一样。当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已经不符合发生变化的客观世界时，它就过时了、不再是真理了，它就变成了谬误。所以那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发展它、修正它，而是扬弃它，并代之以新的真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问：“难道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不是一个由相对走向绝对的无限发展的过程吗”？是的。但这其实是一个不断纠正相对谬误的过程，而不是发展和修正真理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114]

由此我们应该知道，那种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的相对真理其实并不是真理。

综上所述可见，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又要发展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多么荒谬。

退一步讲，就算马克思主义还不够科学，还存在错误或不足，或不够全面、或不够彻底、或已经过时，因而不是真理，因而需要发展和修正，也必须通过科学论证，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上述某种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吗？而对一切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能妄下定论，强加于人，都要允许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允许充分讨论，坚持以理服人，使人们能通过比较、鉴别真伪、达成共识。这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态度，才可能作到发展马克思主义。

恰恰相反，以列宁、斯大林为首，一切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都是在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且连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方式，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计划经济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也没搞清楚，因而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丝毫谈不出马克思主义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陷入严重“困惑”的情况下，极力鼓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成文的把这种发展规定为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者的独有特权，搞金口玉牙、一言九鼎，顺者昌、逆者亡。这只能是实行独裁的表现，又是无知、荒谬、狂妄、僵化和别有用心的吹捧达到了极点的表现。这种行径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端怀疑、动摇、歪曲、篡改和肆意否定，只能导致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滋生和泛滥，只能造成彻底搞乱理论是非的恶果，“有权就有真理”的恶果，只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迄今为止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口号下掩盖着的历史真实。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能发展、不能违背，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一原理研究具体情况、具体问题所得出的一切科学结论都必须照搬。恰恰相反，这一原理的运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5]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就是针对当时的专制制度提出来的科学论断，因为那时“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116] 无产阶级唯有以暴力革命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才能达到自身解放的目的。所以暴力革命的思想就当时而言是完全正确的，是真理。但是现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独裁专制制度已成为历史。追求真理、正义、和平、进步、民主已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谁逆这种历史主流而动都不会有好下场），政治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罢工游行自由等基本人权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普遍承认（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要原因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和受这一理论影响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作用）。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已经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力，他们可以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宣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在理论斗争中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论敌，争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使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成为人心所向。从而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实现“和平过渡”。相反，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十分明显的其它政治、经济原因，实行暴力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必要性现今已不复存在。如果无视上述事实，继续抱住暴力革命的观点不放，继续否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以上述条件为转移，放弃“暴力革命”的策略，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实现“和平过渡”，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谈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时也曾明确指出，由于情况的不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17] 所以如果这时进行改革，就必须制定适合新情况的新纲领、新措施。

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8]　所指的就是这种运用。是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辨证的、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不同的适合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革命措施和斗争策略；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始终是用发展、变化、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针对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说的，而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以修改。

所以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与修正主义所鼓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恩格斯强调的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革命具体实践之的；修正主义鼓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则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观点已经过时或不符合实际，要求加以修改。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应该实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20]

怎样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呢？列宁认为要“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121]他还进一步以德国为例说：“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去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全部条件。”[122]
    很清楚，列宁在这里是主张完全照搬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不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所以这种政策只能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真，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假。它只能把社会主义重新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可是一九二一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又批评人们误解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他说有两种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123] 另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23　

我们说，给国家资本主义下定义，必须抓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实行国家所有制或由国家直接控制、调节生产过程等本质特征。

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只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在“工人国家”里，继续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有企业仍然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本质区别。它的存在和发展只能证明“工人国家”的徒有虚名或只能使“工人国家”重新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

但列宁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主张保留资本主义，幻想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并将这一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说明他既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完全搞乱了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搞乱了理论是非。

这种“限制”是科学，还是幻想？请看列宁本人的描述：“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那里来的人、还是私人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124]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不难理解，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学会怎样限制资本主义，而是这种限制只能是表面的、相对的、暂时的。但列宁却要人们学会这种限制，实际上就是幻想通过这种限制，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是主张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要消除资本主义弊病。这又进一步说明列宁不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弊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完全陷入了蒲鲁东主义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

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125]

对此马克思批判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论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126]

还应指出，列宁修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分明是为自己辩护，标榜自己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同“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相一致，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推卸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责任。尤为严重的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定义掩盖了苏联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掩盖了苏联没有真正变革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错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苏联党和国家的蜕变埋下了经济基础，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夭折埋下了祸根。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资本高度集中的产物。它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它是一个进步。相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进步。而是资产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阻止资本主义灭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对资本主义实行的改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甚至会产生比私人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西特勒法西斯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产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说苏联当时已具备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那就是说，它同样具备了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否定这一点，继续搞国家资本主义，必然把社会主义引到邪路上去。

列宁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被当时德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表面的、暂时的强盛所迷惑。列宁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认为“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127]

列宁认为，当时苏联存在五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即：“（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其中“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128]“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129]

必须指出，列宁的上述划分是不正确的。在无产阶级执政条件下，他讲的第（1）种成分，属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残余，它同“小商品生产”一样都属于小生产，亦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他讲的第（2）、（3）、（4）种成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成分的三种不同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应当主要指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经济，不应当包括农民，因为农民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属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他们之所以具有小商品生产者的性质，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补充成分决定的；列宁讲的“社会主义”成分，由于没有变革生产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资本主义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当时苏联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成分，其中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从经济形式，而不是从人口数量上看，他们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占优势。列宁把他们视为优势，并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否定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这无疑是方向性、路线性、立场性的错误。所以，“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这一命题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在工会组织的性质、作用和前途问题上，虽然列宁批驳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他写到：“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130] “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131]    

如果说工会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仅仅是适合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需要，是资产阶级为掩盖工人阶级的被压迫地位和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它不可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应当积极争取工会的领导权，利用工会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工会的进步作用就完全由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代表和保护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时工会及其它一切性质相同的党派和群众团体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因而将自行消亡，正像无产阶级政党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自行消亡一样。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依附于它的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党派就更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在组织生产、联系群众、学习共产主义、实行专政等等一切方面也是这样。那时，这些团体和政党就只能成为毫无用途的摆设、寄生虫。成为掩盖没有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烟幕”、“花瓶”。与此同时，组建同这个党相对立的政党和团体，试图取而代之的要求则会应运而生，甚至成为必要。

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会不是什么创造，而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表现，是没有冲破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和国家观的表现，是偏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

列宁认为：“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132]

首先，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是，任何独裁的革命领导者都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要么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要么属于自发性、盲目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入了歧途和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个人独裁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手段。所以它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不相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相反，主张个人独裁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动和破坏（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反动和破坏）。如果说二者是相容的，那就只能这样来理解——它们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都是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手段。

再次，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强制”形式，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用来对付党和人民的。对党和人民搞“强制”， 实行独裁，就是对党和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就是把党变成实行个人专政的工具，就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就是把自己摆到封建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了。

最后，无产阶级是要有统一意志的。但是，必须而且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意志。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说服人、征服人、统一人民的意志。

毫无疑问，既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手中无真理，又要强行用自己的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薄鲁东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和行动，这才是列宁强调必须实行个人独裁并为之辩解的真正原因。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吧。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曾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他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133]

可见，在独裁与民主问题上上，列宁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谈到了一个叫维利希的人。他说：“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看，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觊觎政治独裁权和同样多的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134]

试问，列宁的独裁要求同维利希有何区别呢？

 

列宁的其它错误观点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仅以上事实足以证明，虽然他也讲过一些正确的观点，但他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大量政治、经济观点，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彻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不难看出，这些观点都是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成其为理论。它基本上都是列宁凭“想当然”和事物的表面现象轻率地或武断地做出的简单结论，或是没有根据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片面理解或曲解，远离了科学分析和充分说理的思想方法。并且由于早逝，他没有逐步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如果说列宁是一个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因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完全陷入盲目性，犯了严重修正主义错误的革命者，斯大林则是一个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从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发展、蜕变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在党的高层内部搞小集团形成多数派，结党营私，排挤托洛茨基，扣压列宁关于罢免其总书记职务的遗嘱。阴谋得逞后，他又利用列宁生前的威望，极力制造对列宁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极力把列宁的大量错误观点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并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发挥和发展这些错误观点，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者，建立起了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特别是他还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进而全面提出和确立了以列宁主义为招牌的“斯大林主义”或“列宁——斯大林主义”这一修正主义理论体系，并用这一理论彻底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全面统治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乃至统治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引上了封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斯大林解释说：“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135]

首先，这个定义把生产和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了，也把事物的不同方面混为一谈了。生产是指人类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生产方式是指这一活动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这一活动具有的两种不同性质。可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属于物质生产中三个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生产和生产方式包括相同的内容，就是把它们视为相同的概念，把事物的整体和事物的一个方面混为一谈了；认为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是认为事物的一个方面包括其它方面，事物的形式包括事物的内容，现象包括本质，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这段话，显然不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没有矛盾，也不仅仅是对前一段话的重复，而是强调生产、生产方式仅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而间接否定了生产方式概念具有独立的意义，即否定了生产方式概念是指生产的方法和形式，也否定了在生产中存在着生产的方法和形式问题，只承认在生产中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所以斯大林的生产方式定义的似是而非性是很清楚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无视最起码的生活常识、经济学常识和马克思主义常识，企图否定生产的方法和形式问题的客观存在，是要抽掉生产的方法和形式来给生产方式概念下定义，来谈生产方式的内容和性质，来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如何谈生产关系呢？他说：“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36]

这个定义的突出特征是抛开生产方式来谈生产关系的内容，谈生产资料所有制。其中第二条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和虚假的生产关系定义，因为生产关系是在生产中发生的，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里却说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其中第三条显然是说，前两条内容决定产品分配的性质，前两条内容改变了，产品分配形式的性质就改变了（由此可见，在斯大林看来，产品分配形式与产品分配性质即分配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这个定义的错误之处决不仅仅是把所有制形式突出出来作为生产关系的一条内容，也不仅仅是没有提交换，而是把生产关系的内容单纯归结为一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认为这种“形式”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

正是通过歪曲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斯大林彻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用这两个定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理论歪曲、篡改为“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变革生产方式歪曲、篡改为单纯改变“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共产党人的悲剧就在于完全接受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完全变成了推行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工具，从而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他说：“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137]

可见，继续保留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保留农民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地位这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残余，这就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上的观点。

根据上述观点，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模式。他说：“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藉以产生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138]

是的，社会主义必须把整个国民经济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但它不是也不可能通过工业对农业的“领导”，更不可能通过商品交换的方法来实现，而只能通过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实现。其次，“领导”这个词是指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把它用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如同用在物与物之间，机器与棉花之间一样，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其三，既使这一提法是指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不是也不应该形成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最后，在商品交换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无论如何“调整”，归根到底仍然是商品关系，货币关系、资本关系。这样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不是消灭阶级和资本的措施，而是以阶级和资本为前提并再生产着这些前提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列宁在《论统一的计划经济》一文中就明确地把《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称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实际上这种计划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行业计划，它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别企业内部生产有计划，整个社会生产无计划没有本质区别。如果把这种计划称为“计划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生产也属于计划经济了。

斯大林是怎样认识计划经济的呢？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39]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曾经说过：“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140]

根据这一观点斯大林进一步说：“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14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类型和经济形式都是指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指所有制“形式”。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经济类型。我们还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不把集体农庄形式及时转化为国家所有制，为什么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呢？难道农民只接受集体所有制“形式”，不接受国家所有制，不愿变革生产方式吗？可以肯定，如果农民真有这种思想，那也仅仅是因为共产党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他们，没有正确领导他们的结果。

事实很清楚，不是农民不愿意实行国家所有制，而是斯大林千方百计制造种种借口极力阻止集体农庄及时转化为国家所有制。例如他说实现农业国有化就是“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142] 又说：“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143]“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144] 所以斯大林坚持认为不能“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145]

从我国的实践看，决不是广大农民反对实现国家所有制，恰恰相反，而是广大农民迫切企盼实现农业国有化。斯大林如此强奸民意，如此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动，极力保留和维护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为苏联社会不变革生产方式，继续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保留理论根据。进而为保持他的特权地位，把社会权力变成他“私人的私有权力”，实行个人独裁保留经济条件。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这一点，他说：“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146]

列宁说过：“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会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147]可见列宁并没有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是不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甚至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

斯大林则彻底否定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他说：“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8] 又说：“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主义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它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149]

如果不是蓄意背叛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些观点至少说明斯大林还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不懂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懂政治经济学，更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他在所有制问题上同样陷入了蒲鲁东主义，因而他认为苏联社会的商品生产是受到严格限制，消除坏的方面，只保留好的方面的商品生产，而且仅仅建立公有制“形式”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为了彻底指出斯大林上述观点的错误性质，有必要详细说明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

商品生产是为赚钱而进行的生产。资本主义就是货币增殖主义，就是一切为了赚钱。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是用商品生产、等价交换的原则为形式和手段，来掩盖和实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就是商品生产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性。

对这种同一性马克思讲的十分清楚。他说：“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象今天这样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150]“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51]“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152]

恩格斯也指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153]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的初级形式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发达的商品生产，直至最高形式的商品生产都是资本主义生产。

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或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商品生产的发达形式，指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指一切谋取利润即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包括一切商品生产形式。

认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完全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的表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战胜和取代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其根本原因正是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没有很快发展到资本主义，那完全是因为当时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原故。

因此不难看出，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和保护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社会制度。保护商品经济制度的法律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法律。

如果更严密一些说，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指商品生产已成为普遍形式，因而取得了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

所以，既保留商品生产，又高喊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欺人之谈。

同理，以建立公有制“形式”为由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是欺人之谈。须知：不是公有制“形式”可以改变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恰恰相反，是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必然使“公有制”仅仅流于形式并最终解体。　　　　　　　　　

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苏联东欧和我国等一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彻底解体或名存实亡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又是产生一切资本主义弊病的总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既实行商品生产，又要消除资本主义弊病完全是幻想。商品生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能是资本主义关系，金钱关系，尔虞我诈的关系，互相对立的关系，只能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只能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金钱第一等丑恶思想和各种犯罪行为的泛滥。只能形成一幅生产过剩与极度贫困互为因果，道德堕落与极度伪善同时并存的讽刺画，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社会弊病。

所以，以“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是十分荒谬的观点，实际上这种徒有虚名的公有制“形式”不仅不能改变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只能破坏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畸形的、违背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注定失败的生产方式。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之所以失去了“活力”，之所以演变为变相私有制、官僚主义所有制和无人所有制，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社会弊病而陷入绝境，根源就在这里。     

所以，以“公有制”为由，认为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理论来分析“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消灭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恰恰相反，是继续实行商品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徒有虚名，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徒有虚名，决定了“社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性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157]

为了掩盖苏联社会没有真正变革生产方式，商品生产仍然居于统治地位，斯大林还否定了苏联国有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属于商品，而是“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158]。他辩解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原来，在这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形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了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159]

这段自白进一步表明，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只要剥夺了地主、资本家，根本无需变革生产方式，就可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就可以彻底铲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岂不是太容易了，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全错了吗？

这段自白还说明，斯大林并非真正不懂在生产中存在着生产的方法和形式问题，而是认为这种方法和形式只是事物的外表，是表面现象，是无所谓的，他不理解、不接受，进而完全反对把这种生产的方法和形式称为生产方式，反对这一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就是他的真面目，这就是他篡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定义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从这段自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斯大林在随意颠倒是非，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硬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美元代表资本主义关系，卢布代表社会主义关系——这就是他的荒谬逻辑，这就是被他表演的淋漓尽致的一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和独裁者的真面目。

可悲的是，斯大林的这一修正主义观点基本上统治了所有的共产党人，也统治了迄今为止的全部“社会主义实践”，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但历史是公正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给了斯大林和陷入斯大林主义的人最好的回答。

斯大林如此为商品经济作辩护，其思想根源无非有两条：一是他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懂消灭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世界观仍然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完全束缚着，因而只能接受商品生产的统治，不敢触及商品生产；二是他的地位和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是劳动阶级，而是特权阶级，不再是无产者，而是最大的资产者和最高统治者，他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不再被剥削，而是剥削和变相剥削全体劳动人民，他已是既得利益者、特权阶级，他不再需要革命，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需要马克思主义外衣，他已视商品生产为魔宝，不再视商品生产为祸害，他心知肚明，必须保留商品生产、保留货币，才能把他掌握的社会权力变成他“私人的私有权力”。

一切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夺取政权或有了一定权力之后，或迟或早都会向这个方向转化，向特权阶级、官僚阶级转化，向新资产阶级转化。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由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必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原因就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它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60]

这就是我们对一切腐败变质现象及其根源、发展趋势应有的科学认识。

这就是我们对商品经济应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

历史正在用越来越充分的事实证明着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知灼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胜于一切雄辩的。

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差别二字，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用“对立”、“分离”等提法来表述，其含义是相同的。
    在当今社会，“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及其造成的阶级和阶层差别、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公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拥挤、污染、农村的闭塞、落后，生产力的浪费等等社会弊病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斯大林是怎样认识以上问题的呢？

首先，他把“三大差别”与“三大对立”划分开了，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对立”问题。他还认为“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种“对立也必定消失”，“确实也消失了”。可见，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已经完成了消灭“三大对立”的任务。

其次，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他说：“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再次，他把“三大差别”分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两种。他认为在苏联，“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所有制形式不同，非本质的差别是劳动条件不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非本质的差别是”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他说：“本质的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的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最后，在消灭大城市问题上，他公开同马克思主义唱反调，他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思想。他写到：“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会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保证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164]

可见，斯大林彻底歪曲、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力。”[165] 在斯大林宣称消灭了“三大差别”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里不正是这种情况，甚至比这种情况更糟糕吗？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马克思对此作出的贡献。他说：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166]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存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167]

以上观点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这一研究，彻底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弊病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并从中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研究，揭示出其中必然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而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也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斯大林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但他的流毒至今的生产关系定义说明，他是抛开生产方式来谈生产关系的，并且把生产关系单纯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从而不仅彻底篡改了生产关系概念，而且彻底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在批驳雅罗申科的观点时说：“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是由此做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168]

首先，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提法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如何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地阐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规律。而不是抛开这一内容去研究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

其次，不言而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完全可以用“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提法来表述。当然，根据斯大林的介绍来看，可惜雅罗申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同列宁、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来谈上述问题，并把上述问题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因此他并不能说明他的上述观点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最后，斯大林明确否定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上述问题，就是明确否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不懂得，也不承认上述问题既是生产方式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只承认是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十足的诡辩论，难道经济政策问题不是怎样生产、怎样交换、怎样分配的问题，从而属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属于经济制度问题，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吗？                    

斯大林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方式，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反对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苏联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禁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揭示苏联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状况及其发展规律，掩盖苏联没有真正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真正改变旧的社会形态，没有真正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实质。

 

综上所述说明，打着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随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为列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大量错误观点作辩护、作注解、作补充，从而把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为更明确的和系统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称为“列宁主义”，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规定为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原理和原则，这就是斯大林“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结果。因此，所谓列宁主义，既包括列宁的修正主义观点，也包括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且归根结底是由斯大林确立、完成、全面推行并极力将其“神化”的。所以把它称为斯大林主义或列宁———　　　　　　　　　　　　斯大林主义更准确。这种修正主义的要害是通过歪曲、篡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彻底修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加进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篡改为只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荒谬理论，从而彻底陷入了既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坑。苏联和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统治下培植出来的怪胎。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肆意修正、背叛马克思主义，而且将一切不与其同流合污的人和被其利用过，知道其蓄意制造冤、假、错案内幕的人必欲置于死地的罪行说明，他的修正主义错误绝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由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发展、蜕变为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血洗共产党人，葬送共产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残暴的杀人恶魔、独裁狂。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苏联党和列宁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根本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在列宁错误观点的误导下，彻底陷入了盲目性，实行了一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既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又破坏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的政策。一方面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没有真正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照葫芦画瓢，幻想依靠强制手段迅速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一方面没有真正消灭商品生产和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又严禁一切私人的商品交换，由国家垄断和分配一切商品；不是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而是认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169] 不是首先发展生产，而是主要在由国家搞“统购统销”上打圈子；其中特别是在农村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政策，强行以农民不愿接受的极低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因而必然使已经大遭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并为反动阶级死灰复燃，煽动群众闹事，发动叛乱造成可乘之机，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迅速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

至一九二一年初，列宁虽然发现并承认了这种危机，但并没有认清它的性质及其根源，反而把上述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政策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把苏联当时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是正确的归咎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归咎于自身的“瞎指挥”，而是错误的归咎于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策。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170]“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71]　“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172] 这样列宁便自觉不自觉地把上述违背马克思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造成的恶果说成是坚持这一理论造成的。

其实，苏联党当时还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又明确否定了苏联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怎么能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呢？其中的那一条属于共产主义政策呢？一条都没有。特别是“余粮收集制”政策，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办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很清楚：既没有真正实行共产主义政策，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又严重破坏和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既违背了群众的意志和觉悟程度，又搞强迫命令；强行以农民不愿接受的低价收购甚至无偿占有他们的产品，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打击和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才是上述政策的实质和必然失败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173]

所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否定了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否定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

正确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教训，把被颠倒的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苏联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它的内容如列宁所说：“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174]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重新恢复旧的经济制度，是既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在不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因而无法消灭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妥协，幻想求救于旧的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策。

至一九三六年，在苏联基本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75]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初步形成。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又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用“一言堂”的手段进一步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辩护、作说明、作定论，不仅编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鬼话，而且编造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鬼话。从而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最终泡制出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设计的经济公社时痛斥说：“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176]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正是这种经济公社的翻版吗？ 
    所以我们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陷入蒲鲁东主义和杜林观点的产物。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行斯大林主义的必然结果。

毋庸讳言，迄今为止一切由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大同小异，都陷入了斯大林主义，都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断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观上或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资本主义”——是集封建性、官僚性、资本主义性为一体的社会制度。

为什么说它是主观上或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呢？

因为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主观上是要革命的，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完全是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和蒙敝才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对斯大林这样的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它是封建资本主义呢？

因为从经济基础上看：它既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又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又极力阻碍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既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致还大量保留和保护着它而成为该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成分和补充，例如在我国，“旧社会的堡垒——‘农民’”[177] 和他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铁犁、锄头，不但被长期保留和保存下来，而且在社会总人口中还占大多数；再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联姻，其实质就是由国家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因而必然形成官僚主义所有制，形成变相剥削的事实，必然使“社会公仆”逐渐演变为特权阶级即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沦为被剥削者或变相被剥削者。

再从上层建筑上看：它既没有真正建立起能够保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又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它手中既无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要用修正主义谬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只能学习、照搬封建统治阶级定国安邦的经验和方法来治理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由上至下委任和调遣各级官吏，实行终身制、等级制，思想僵化，推行愚民政策，搞一言堂、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独裁­——谁的职位最高、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者、解释者和发展者，谁就是“救世主”，就可以像封建皇帝一样，金口玉牙、一言九鼎，谁就可以摆脱党和人民的监督，完全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对他们的批评不成文的被列为政治禁区，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就有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除党藉、开除公职、离婚、坐牢、杀头的危险，一切宣传工具、文化教育、理论研究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誉被牢牢控制在最高权力者一人手中，甚至要求人们无条件听命于他的意志，并取得了“合法”的形式，从而形成了没有封建主，胜似封建主的封建独裁专制制度。使整个社会深深陷入修正主义谬误之中无法自醒、自拔。

因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比资本主义更专制、更落后、更腐朽、更反动、更虚伪、更阻碍生产力发展。它的失败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当时必然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必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如果苏共执政后能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前所述，它就会很快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苏联的生产力很快出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使苏联的物质财富很快实现极大丰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很快得到极大提高并迅速影响和推动整个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就不会很远了。

可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错误，由于这种修正主义在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言堂”统治，则注定了要把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歧途和失败。

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斯大林用列宁主义来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不仅把苏共变成了推行其修正主义理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而且用其理论影响、干预和统治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几乎都被斯大林的伪装所蒙蔽，都把列宁主义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指导上都用坚持列宁主义取代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都陷入了以列宁主义为招牌的斯大林主义之中，都彻底偏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道路，并因此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和摧残，都受到重大挫折并最终归于失败或变质。

中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十分明显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在苏共的直接帮助下诞生的。建党初期，党的指导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斗争策略等等基本上都是听命于苏共指挥棒的指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代表就是苏共实行这一指挥的工具。因此我党初期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的真正责任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是他们的错误领导，错误路线和“瞎指挥”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王明等人不过是积极的或违心的执行者而已。陈独秀后来甚至是我党最早认识和反对斯大林错误路线的智者。

虽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在革命的危机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结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领导党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认识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而是完全陷入了斯大林主义之中，完全是用列宁、斯大林的错误观点来认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胜利后政权性质的。

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8]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这一观点视为金科玉律，并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还在这句话的后面特意加了注释，说明这一结论是根据列宁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得出的。[179]

首先，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把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干脆称为“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不恰当的突出强调和渲染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意义、进步意义和历史作用。严重混淆、抹杀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对立性。严重麻痹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反革命本性的警惕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所以能轻易得逞，显然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上述观点，失去应有的警惕性有直接关系。

为了说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只能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突出强调旧中国的落后性，把当时的旧中国错误的概括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0]

首先，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这一提法并不是对一种社会形态最高的、科学的概括。

其次，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非是说被外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成分的社会。但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说明它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的国家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落后，迟早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其三，自1840鸦片战争后，旧中国便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不仅外国资本利用其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中国大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封建统治阶级和洋务派官员也以“自强求富”的名义开展“洋务运动”，官商勾结，创办了一些制炮局、造船厂、军械所、矿山及冶金、纺织等行业的工业企业。这样，旧中国在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81]

正是由于旧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演变才会产生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时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进行这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但是，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这样认识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观点，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实际上是实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的要害是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变革生产方式，完全陷入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中。

相反，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则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剥削有功”、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美化资本主义剥削，要求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从而在我们党内高层中，在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对立。形成了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虽然通过实践毛泽东同志最早意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随人愿，并号召全党要冲破这种模式，但他并没有认清这种模式的特征和实质，因而无法逃出这种模式。特别是受斯大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定义的毒害，他也错误地认为，在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条件下，我国建立了公有制。例如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并因此进一步认为，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果，社会主义革命还革什么，怎么革？这样的问题便无法回答了。

虽然毛泽东同志正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点，但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他同样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同样没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更不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实际上他也是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

虽然他正确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但他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政治观点，不懂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没有灵魂。

虽然他正确号召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但他用“造反有理”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他同样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

虽然他发动了反修防修的斗争，但他并没有真正弄懂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特别是完全没有认识到列宁、斯大林理论的修正主义性质，反而把他们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拥护和坚持。从而使他自己，也使我们党自觉不自觉地完全陷入了这种修正主义之中。

虽然他正确指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并没有认清这种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懂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阶级斗争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把阶级斗争的重点引向了政治思想领域。因而不仅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战胜资产阶级和腐败现象，反而不可避免的严重混淆了敌我和是非。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另一方面又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野心家、新资产阶级的滋生保留了土壤和条件，使他们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甚至酿成了林彪、“四人帮”事件那样的悲剧。

虽然他在重视阶级斗争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但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他并没有认识到只有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促进生产力以它应有的、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而是致力于单纯提高公有制“形式”。他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更是彻底偏离了变革生产方式，建立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特别是“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主张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举，这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而是阻碍生产力变革和发展的政策，是导致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垂而不死或死而复生的根本原因。

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象列宁那样主张实行“个人独裁”和“集中制”，但他赞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有规则，并用“民主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来定义这一原则也是错误的。

很明显，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原则和思想方法。

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只能是“民主制”，即“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

搞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把当权者视为救世主，把人民当成阿斗。就是为当权者操纵、控制、践踏和蹂躏民主制造合法依据。就只能把民主变成一句空话、一种儿戏、一种伎俩、一种欺骗、一种徒有虚名的形式。就是搞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

勿庸置疑，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手中有真理的情况下，没必要搞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要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方面党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真理、批驳谬误，同时也要允许任何人公开宣传自己的不同观点，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堵塞；因为只有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并能经得起批评的真理才是真理，才能征服人，统一人的思想，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使一切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 ，才能使一切正确的东西被及时发现和采纳，才能使一切错误的观点，包括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充分暴露出来并受到应有的批判和及时纠正，才能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亿万人民真正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上来，才能真正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同样勿庸置疑，在党偏离马克思主义，陷入错误路线，特别是陷入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搞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只能使党在错误和反民主道路上，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将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可见，“民主集中制”毫无积极意义，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强调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实质上是对民主制的反动。是其提出者既不懂马克思主义，手中无真理，又要搞“一言堂”而制造出来的骗人伎俩。

须知，“民主制”并不是不要集中，而是强调“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才是“民主制”的真谛所在。否则民主制就不成其为民主制，就只能使民主变成一盘散沙，只能使民主制变成一句空话，只能造成各行其是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实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那样一种局面，决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发明，而是民主制早已解决，早已准备好的东西。搞“民主集中制”，就是否定“民主制”，就是玩弄假民主，真独裁的骗术。“民主集中制”的全部实践史早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并只能继续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并明确指出这一制度是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的制度。原因就在这里。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救世主，攉取了政治独裁权和军事独裁权，变成了杀人恶魔，就是通过否定民主制，玩弄“民主集中制”的把戏得逞的。

因此，要真正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力，保证集中的正确性，保证集中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特别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保证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就必须彻底否定和抛弃“民主集中制”，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民主制”确定为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

也许有人担心，否定“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种不同思想如何统一呢？

“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为“集权制”即“独裁”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它决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有真理才能而且一定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83]　恩格斯用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184]

所以，共产党人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否真正从思想上消除分歧和怀疑，形成共识，一致行动，是检验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是否成熟，手中是否有真理，是否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虽然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强调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严厉痛斥那种不许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作风，明确指出“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但由于受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流毒，没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手中无真理，又要统一全党的思想，战胜党内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力图保留和发展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也不能不搞“一言堂”。

但是，毛主席的“一言堂”与斯大林的“一言堂”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同志的“一言堂”，不是害怕批评、禁止批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实行个人独裁、谋取私利和特权。而是允许批评，但不盲从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积极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是光明磊落，力排众议，代表了党内相对正确的力量和主张，其政治理论水平在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上，至今我们党内还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比。所以全党只好听命于他的“一言堂”。他的根本错误或失误是同全党一样没有认识到列宁、斯大林理论的修正主义性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修正主义性质。是因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不能不偏离马克思主义，陷入迷雾之中。斯大林的“一言堂”，则是害怕批评、禁止批评、拉帮结派、清除异己、搞阴谋诡计、实行个人独裁，代表了党内错误的倾向、阴暗的力量，是由不懂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罪行。

虽然毛泽东同志最早发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战胜和清除党内的复辟势力，甚至明确告诫全党，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但由于全党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终始被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观点所迷惑，所以在他逝世后，党内坚持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的威望，打着他的旗帜，背叛他的思想，另搞一套，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后，进一步修正马克思主义，搞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难以避免的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悲剧所在。

今天，我们继承毛泽东同志的革命遗志，高举他的旗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习他勇于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固执他的错误和失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能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苏联东欧巨变的经验教训彻底认清列宁的修正主义错误和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实质，一定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勇敢地服从这一真理，把我们党和国家引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理论和他的实践，包括他的思想方法和他执政后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错误；是更明显、更荒谬、更反动、更猖獗的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招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用他的一言堂取代毛主席的一言堂。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识破了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性质，这一切就明明白白了。但由于我们党至今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们还必须对它的荒谬性作进一步揭露。

十分明显，除科学社会主义外，其它一切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或其它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因为从经济基础上看，它们同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雇佣劳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本质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实行一些改良。如果一定要把这种改良称为社会主义，那么一切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西方最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资本主义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国家都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因为它们同样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都在把政权打扮成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都在搞“亲民”形象，都在拼命发展经济。这是一切正视现实的人所公认的。所以我们看到，邓小平在把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时，就只能提出一条证据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显然，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可以改变私有制、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是采用这一生产方式必将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党，腐败的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真理。

所以邓小平的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他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不懂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是对他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全部谬论的概括，是他搞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打出的一块招牌。同时也是他继承斯大林的思想方法，继续推行“有权就有真理”强权政治的产物，继续实行“一言堂”专政的自我大暴露。

这是列宁“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翻版。毫无疑问，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上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提出只能证明他同列宁、斯大林一样既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懂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又不懂装懂。其目的则是打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招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否定在我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极力为恢复私有制、恢复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理论根据。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在我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为专题详加阐述。

这一观点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是用比毛主席更严重的错误反对毛主席的错误。毫无疑问，如果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不需要共产党来领导，而应当由一个经济组织来领导，或者应当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把共产党变成一个经济组织。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产阶级不能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就必然复活和无孔不入的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改变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邓小平执政后口头上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日益猖獗的各种犯罪活动和无法遏制的腐败倾向以及由此必然引发的广大干部、群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却迫使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进行阶级斗争，建立庞大的“暴力机器”来维持其统治。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变成了一句空话。使党政机构日益失去了它应负的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直接领导经济建设、管理经济工作的职能而成为真正的“国家机器”、“食利集团”。成为特权阶级、新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完全受金钱支配的、自发的、盲目的、社会无法驾驭的活动。而它必然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日益严重的不合理、不公平、阶级差别、阶级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等等，已经把这个社会推到了火山口上，它的生命的每一分钟延续都必须依靠警察措施来维持。

在公开恢复私有制之前坚持这一观点，是表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表现。是不懂只改变“所有制形式”，不变革生产方式，继续保留和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必然使公有制流于“形式”，必然形成变相私有制，必然重新形成阶级和剥削或变相剥削，必然形成官僚所有制和官僚阶级，特权阶级，新资产阶级等等新的剥削阶级。在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必然形成公开的、合法的私有制和“大私有制”之后，继续坚持邓小平的这一观点，那就一定是蓄意颠倒黑白，蓄意欺骗人民了。

首先，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性质说明，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混为一谈本身就是一个行骗全天下的大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否定列宁主义，必须彻底划清二者的界线；坚持列宁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和欺骗。

其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才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否则，共产党就只能变成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党、腐败的党、名不符实的党，所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只能变成修正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统治。

再次，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只存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也不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决不用非科学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最后，只存在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专政。

只有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则是打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旗帜，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它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倒退。是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已经被历史和人民彻底唾弃的情况下，对其实行改良主义，以继续欺骗和蒙敝人民，继续维持腐败变质的特权阶级、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权苟延残喘、垂死挣扎，顽固阻挡历史车轮前进。

与此相联系，邓小平的“开放”无非是在培植国内新资产阶级的同时，还依靠向外国资产阶级乞讨过日子，跟在资本主义后面爬行。一方面请来国外资本同国内资本共同剥削中国人民，瓜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继续限制广大群众自由出入国门、了解世界的权力，而仅仅给少数有钱人享有这种特权，又限制外国人自由的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决不要这样的“开放”。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在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彻底消灭资本和阶级藉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消灭一切生产力的浪费，从而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迅速呈现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繁荣昌盛景象，实现人人经济平等、政治平等。那时，人人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所以上述限制将不复存在，人人都能自由的去了解世界，并帮助和欢迎世界全面了解中国。将充分展示自己国家作为共产主义新制度萌芽的榜样力量，这才是我们要实行的“开放”。

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推行的并不是多种经济形式，而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这里讲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事实上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并存，是邓小平不懂何为“经济形式”的表现。他在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实际上早已蜕变，是徒有虚名的公有制“形式”，是变相私有制、官僚主义所有制和无人所有制。而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相反只能使这种公有制“形式”更加徒有虚名，使变相私有制和公开的私有制全面合法化、猖獗化、普遍化。

因此，这种政策无非是打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幌子，全面推行私有化和变相私有化，向私有制投降，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说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各种形式的小生产，上述政策所说“多种经济形式”，除少数大资本外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如各种形式的租赁制、承包制、个体经济、私人股份制等等，特别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这些东西分明是邓小平一直主张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政策的翻版。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他的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就是分给或承包给农民一小块土地，并许诺他们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使他们永远处于早已过时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小农的地位。他还以为这是伟大创举而载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册呢——然而这只能证明他充其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即反动的社会主义者。

毫无疑问，在我国采取上述措施的物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更是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亿万农民群众共同一致的迫切要求。

挖“公有制”的墙角，同国家争市场、争原料、争人才，贿赂、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使“国有资产流失”，制造、倾销假冒伪劣商品，盗窃技术、偷税漏税等等，这就是私有制能够为“公有制”提供的“经济补充”。正是这种补充，使“公有制”只能成为私有制超常发展，甚至“一夜暴富”的源泉，使私有制在同“公有制”的竞争中迅速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实行“市场经济”、恢复个体经济、发展私有制必然导致“公有制”的进一步蜕变，必然形成两极分化。一极是把广大劳动群众抛到一无所有、被剥削、被雇佣、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抛到失业和流氓无产者的队伍中去，抛到“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小生产者队伍中去；另一极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甚至暴富起来，成为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官僚阶级、腐败分子、变相剥削者。毫无疑问，后者的富有是以前者的贫穷为基础的，是社会分配不公，“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结果。可是邓小平却把这一事实解释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带动群众共同走向富裕”，以表白他的政策符合共同富裕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然而这只能暴露出他极力搞诡辩论，极力篡改马克思主义，极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力为少数人发财致富、为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的真面目。

邓小平究竟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被欺骗者方面呢？他的上述言论和政策不是为他自己作了最好的注解吗﹗

在邓小平看来，这是一个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发现。其实恰恰相反，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完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无非是各别企业内部生产有计划，整个社会生产无计划。它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的具体表现。邓小平却以上述表象为根据，否定消灭商品生产，建立“计划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何为“计划经济”，完全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然而这种一文不值的谬论竟被我们党和它全面控制的整个舆论工具吹捧为“在实践中发展了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何来“一国两制”呢？所谓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无非是在大陆实行“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资本主义”，在香港实行公开的资本主义。那么他为什么要在香港保留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呢？显然一是因为二者并不矛盾，二是因为他的“社会主义”实在名声太臭，已经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把它搬到那里，那里就要遭殃，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的香港社会决不会接受它。

“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形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面，完全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陷入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不懂社会发展规律，因而还只能被这一规律驱使、奴役和惩罚的表现。邓小平如此提出问题，自以为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并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走下去，其实质就是否定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和他的政策陷入了修正主义，也否定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坚持这条道路。否定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指引下能自主驾驭历史车轮前进。打着“摸”的招牌任其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如果这一提法只指猫捉老鼠当然无须责难。

如果这一提法指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是好社会，那就只能说明他还不知道究竟什么社会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还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可见，“猫”论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常识的无知，也暴露了其“形而上学猖獗”的思想方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彻底性和真理的唯一性说明：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理论才是真理，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不是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一致的，是更直接、更明确、更可靠、更科学、更具可比性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和方法，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没有这个飞跃，就常常会对实践做出表面的、非本质的认识，就会在实践中或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偏离真理、否定真理、颠倒是非，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得出与真理完全相反的认识。所以，共产党人必须重新认识、必须永远牢记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检验真理、辨别是非、总结历史、指导实践、预见未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方法的言行。

可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欺骗下，我党更彻底地搞乱了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标准。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没有真正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改用邓小平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方面高喊反对毛主席的“一言堂”，另一方面竟更加顽固地推行邓小平的“一言堂”。对他的十分明显的修正主义观点，只见如何正确、如何英明、如何伟大的宣传和无耻吹捧，不许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手中有真理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要求是“无病呻吟”；在党中央偏离马克思主义，陷入修正主义，陷入谬误之中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要求是“讳疾忌医”，顽固坚持错误，明令禁止一切对中央的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就是使党犯了错误无法自拔。就是欺骗和要求全党无条件地、盲目地跟着中央的错误路线跑，跟着修正主义跑。就只能彻底断送党和党的事业。所以，邓小平提出这一要求的用心，就是要求全党无条件地同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政策保持一致，就是要党做他的驯服工具。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他个人的党。

十分明显，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手中有真理、有群众，自信自己有力量的情况下，他无需用堵塞和压制的方法禁止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包括敌对观点的发泄和宣传，无需用控制的方法向舆论界提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要求。而应当创造一切必要的政治条件和民主环境，允许各种意见和观点，包括各种敌对观点的自由发表、公开宣传，要善于听取反对意见，特别是政治批评。同时又要坚决地对其中一切错误和谬论给予说理的批驳和揭露，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反对谬误，反对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使人民群众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提高觉悟、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才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才是真正实行和保护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彻底战胜一切错误和谬论，才能使人群众真正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才能真正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相反，在目前党背离马克思主义，陷入修正主义，完全混淆和颠倒是非的情况下，提出所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要求，决不是号召和保护舆论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而是要求他们只准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把错说成对，把对说成错，只准讲假话、官话、屁话；不准对修正主义作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斗争。这种用心和后果不言而喻。

邓小平完全陷入了修正主义、陷入了谬误和自相矛盾之中，手中无真理，又要顽固到底，死不改悔，他还会让我们同他争论吗？他怎么能不害怕争论、反对争论、禁止争论、控制舆论呢？

不搞争论绝非不要理论、思想和观点，而是只要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必须把他的谬论视为真理，实行他的“一言堂”统治。只准吹捧他的谬论如何“正确、英明、伟大”，严禁对他的谬论有不同意见。他就是这样要求理论界、舆论界和全党在政治上同他保持一致，把全党统一在他的修正主义旗帜之下的。

“理越辩越明”，有争论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分清真理与谬误、香花和毒草。相反，没有争论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分不清真理与谬误、香花和毒草。就必然导致谬误流传，贻害革命。马克思主义就是经过理论的争论和斗争才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不可战胜的真理性。相反，正是禁止争论、禁止异议、禁止否定、禁止批评的思想方法才使斯大林主义、邓小平理论在修正主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无法纠正，贻害无穷。

所以一切站在人民一边，追求真理、反对谬误、痛恶谬误的革命者都不会反对争论、回避争论、害怕争论。毛主席赋予人民“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充分显示了他站在人民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追求真理的革命本色。只有站在反人民、反真理一边的人才害怕“四大”、取消“四大”、害怕争论、取消争论。所谓“四大”从来没有起到好作用，完全是我党陷入修正主义造成的。所谓“无谓争论”的形成，完全是因为争论双方都没能逃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始终在修正主义的框框中自相碰撞。因此，以这些事实为借口取消“四大”、取消争论毫无道理，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又一表现，也是践踏民主、害怕阳光、害怕舆论、害怕真理、害怕人民、实行“独裁”的表现。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说明，这条所谓“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窃取并利用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它给党、国家和人民，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及其恶劣影响罄竹难书。他根本无法说服全党接受这条路线，所以必须依靠专制手段，制定严厉的纪律，要求全党无条件的执行这条路线并幻想一百年不变。但这只能说明他由不会革命发展到了彻底背叛革命。这就是他为自己写的历史。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一切犯罪，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实行“依法治国”。但在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前，还需要有国家存在，还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是要依法治国的，然而这仅仅是辅助手段。只有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无产阶级国家治国的根本，才能沿着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向前进，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偏离这个方向谈“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就是“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192]，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法，甚至封建专制的法继续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陷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属于偏离革命正确方向的性质。邓小平推行发展商品生产，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则毫无革命的性质，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公开背叛革命，搞反革命的政策。如果说这种政策与前者相比或多或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也仅仅进一步证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毫无疑问，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迅速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今天发展的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才能迅速推动我国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才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才能极大地迅速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现出来，才能使我国面临的一切危机、悲剧、灾难和社会矛盾“迎刃而解”。

 彻底拨乱反正、澄清理论是非，“六四事件”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问题。究竟是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一呼百应地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还是反对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一言堂”统治；究竟是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受坏人欺骗，还是他们已无法容忍邓小平修正主义谬论的欺骗；究竟是为了保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保护邓小平的个人权力而动用军队平息学生运动；究竟是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站在反革命一边，还是邓小平站在了反革命一边，在我们彻底澄清了邓小平理论及其路线的修正主义实质之后，这一切不是大白于天下了吗？当然，作为自发的、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运动，它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正像我们党不懂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革命的正确方向一样。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这一运动才能起到它应起的革命作用，帮助和敦促党纠正错误，使党真正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攻击、诽谤、漫骂、镇压和屠杀都没有也不可能战胜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可是，斯大林主义、邓小平理论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招牌搞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招牌复辟资本主义，维护剥削和变相剥削制度，实行个人独裁，已经完全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形象，完全改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完全葬送了我们党和党的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行。

总结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史，进行正反两种理论的对比，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革命真理，必须否定列宁——斯大林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救世界、救社会主义、救无产阶级、救全人类。科学社会主义必胜。

可是我们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是把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正确地归咎于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于是便奢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奢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完全陷入了修正主义之中，完全用列宁、斯大林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极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混为一谈，胡说后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如此颠倒黑白，又极力为自己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这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它、战胜它。谁要树立自己革命者的形象，追求真理、掌握真理、坚持真理的形象，代表人民利益的形象，共产党人的形象，谁就不敢公开站到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去，谁就必须给自己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西方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和一切单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只是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荒谬和无知。所以他们极力幻想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救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是同专制制度（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相比较才显示出其进步性。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这些弊病是一切不抱偏见的人所公认的），因此它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拥护者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视共产主义为幻想，可是究竟有谁发现了其它的理论或其它理想的社会制度能够取代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呢？根本没有。难道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吗？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性质，而是因为它所实行的民主的不彻底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另一方面它保护和崇尚的私有制“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愈被大工业的进步所排除”。[193]没有经济的平等，就没有政治的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如果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们真正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制度，那么这种理想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低要求。因为毫无疑问，只有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但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这些内容，而且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把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一句空话，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利用民主的手段追求真理，反对谬误，建立全人类共同理想的社会制度才是目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拥护者既然否定了唯一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永远找不到真理，永远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永远也不会形成统一的认识，只能陷入无休止的吵闹中，甚至常常使民主被金融寡头和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所以它是一种陷入歧途的民主，为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对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失去信心和信任，采取冷漠态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只能在揭露和遏制上层社会的腐败现象，防止复辟独裁专制制度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坚信科学社会主义必胜，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可是，自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性就是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又全面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全面否定在较落后国家里实行这一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即使在今天如此强大的生产力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及其御用工具仍在使尽浑身节数进行这种欺骗宣传，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彻底批驳修正主义的这一欺骗宣传，使全党、全国人民充分认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马克思明确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194]

所以，否定在我国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其实质就是认为在我国至今还不该诞生和存在无产阶级政党，不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就是否定在我国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就是否定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甘心接受资产阶级统治。就是鼓吹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在俄国和旧中国等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必须同时承认在那里已经基本具备了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必须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决不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种种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为只有实行这种变革，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生产力的浪费，推动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而社会化生产本身需要有计划性，与资本主义制度始终相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充分明证了这一点。因此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里，即商品形式已成为普遍形式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即都具备了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后旧中国已基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这样的社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95]同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长期经济侵略已经使当时旧中国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还说过：“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96]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也是对当时旧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

生产工具的进步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直接物质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97]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随着产业革命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产业革命的进一步结果即这种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快便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暴发至1867年间，一直表现为周期性，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重复一次；而后至今则一直表现为“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198] 其突出表现是：社会生产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为争夺世界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侵略战争，商品大量积压，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长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最终迫使企业普遍采取以销限产的措施，以规避恶性危机的暴发。

这种“过剩”的根源在于：“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199]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201]

这样，恩格斯便用极其通俗的语言，极其简单的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产业革命的发生，即象蒸汽机和其它机器那样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不仅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条件，同时也是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条件。

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人们还没有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受自发性、盲目性、强制性客观规律支配和束缚的生产方式；后者是在掌握上述客观规律后，自觉服从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建立的，能够摆脱上述自发性、盲目性、强制性束缚，自主地驾驭人类生产力和自身社会达到科学发展、健康发展、高速发展的生产方式；前者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202]是“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的必然结果；后者的根本特征是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商品经济，这样便消除了市场对生产力的束缚，使其能够按着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被人们充分利用起来，从而可以推动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成倍增长，无限增长；这样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建成共产主义制度。

总之，“生产过剩”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成生产力发展阻力的根本标志。也是在生产力上具备了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根本标志。    

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是产生这种“过剩”的物资条件，并会很快产生这种“过剩”。所以人们看到，资本主义与“生产过剩”始终相伴。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又变成了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的阻力。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甚至明确指出，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实质上是人类的一个历史错误。他说：“社会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203]

可见产业革命后，以机器和大工业为基础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当时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大工业的巨大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204] 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它的革命化性质和社会化性质的必然结果。

这样，在大工业基础上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建立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推动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一真理，便被恩格斯阐述的淋漓尽致了。

帝国主义在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同时，也把机器和大工业带进了中国，在把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部分的同时，也使中国具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具备了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时，极少机器和大工业，百废待兴，但由于我们实行的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社会改造政策，实际上基本符合逐步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结果极大的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

可是，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特别是受斯大林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定义的毒害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我们没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观点，至一九五七年仅仅基本消灭“私有制形式”，刚刚建立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还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国有化，更没有在此基础上真正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没有真正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情况下，我们便迷失了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误以为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实现了公有制，建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放弃了集体所有制向国有化的过渡，更放弃了用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消灭货币的变革任务，完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同苏联一样陷入了“既保留商品生产，又限制商品生产”，企图对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管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泥坑，陷入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中，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半途而废，使公有制完全流于形式，使计划经济变成了瞎指挥，使经济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既便如此，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短短十年时间，我国还是由经济极端落后发展出现了“生产过剩”的苗头，而且主要是生产资料“过剩”，劳动力“过剩”。表明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例如，一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特别需要拖拉机等农业机器来改变其落后的生产面貌，但农民却买不起，得不到；另一方面，五十年代中期刚刚上马的拖拉机等很多相似企业却因产品积压、无市场，又不得不匆匆下马，搞“关、停、并、转”。这种荒唐的自相矛盾和沉痛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醒吗？

虽然同现代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比较落后，但绝不是低于十九世纪中期英、美、法、德等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不是还处在蒸汽机时代，而是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不相上下”，基本进入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时代。这种生产力水平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蒸汽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比不知要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百倍。特别是我国全面照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其生产力更获得了资本主义所应有的发展速度，已完全与资本主义接轨。这是我国同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具备了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重要标志。其中虽然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农民还占社会总人口的80%之多，但这种局面的存在决不是因为我国还不能生产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所必需的物资和技术条件，而是由于我们党陷入斯大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推行所谓“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承包制等等小农经济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采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消除商品生产、消灭货币，在科学的计划经济调节下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才能使我国现有的强大生产力获得充分利用和发展，迅速改变我国工农业的落后面貌，实现工农业生产的融合和腾飞。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解决现行生产方式所无法解决的一切难题和社会弊病。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者的觉悟和共同要求。只要我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真理性，并用这一真理宣传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成为亿万人民共同的强烈要求和自觉行动。那时，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在亿万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共同努力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就会顺利的、较好较快的完成这一伟大的变革任务，并将迅速影响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迎来共产主义的实现。

否定生产方式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是否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只能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一句空话，就只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就只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对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讲的十分清楚了，并且已经被全部“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

可见，否定在我国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荒谬的、无知可笑的，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可以断言，如果十月革命胜利后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犯修正主义错误，不走弯路，那么社会主义决不会是今天的狼狈样子，而是完全可能在全世界早已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台湾、南韩等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二、三十年就赶上和接近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如果我们采用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一切不应有的生产力浪费，确保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涌现出来，难道不能用更快的时间建成共产主义吗？

为了否定在我国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修正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不仅片面强调我国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性，同时还把这种落后归咎于我们的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归咎于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长期侵略和殖民统治，就是不找自身的主观原因。对这一观点也必须给予批驳。

国家大才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才有利于把更广大地域的人民联系起来，团结成一股力量，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取长补短，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增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影响世界革命的能力。

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末，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着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乐资料。”[205]

可见，能否管好国民经济，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不在于国家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克服了生产盲目性。掌握了这一规律，克服了盲目性，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人，自主地驾驭历史车轮前进。否则，就只能受社会和自然规律的统治、奴役。

谁都承认，我们从旧制度夺过来的经济基础底子薄弱，但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我们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生产力的巨大彭涨力必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由于科学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运用，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他自己每天消费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一个国家只要能解决它的全部人口的居住和吃饭问题，就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人多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就能把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快、更强大。只有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利用形式才必然导致“人口过剩”，同时“人口过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藉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然，我们还是主张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并且认为只有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才能把人们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作到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相反，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则是封建制度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现象和观念。所以不变革生产方式就不可能真正作到计划生育。就只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惩罚的方法限制生育。

既然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呢？因为只有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才能提高人口素质，造福后代，避免将来人多为患后果的发生。才能不使妇女沦为生育的机器，获得彻底解放，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地位，相同的幸福人生和美好生活。还因为，我们不是靠人海战术，而是靠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推动生产力成倍增长，无限增长。

因此，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生产方式。这种对立性主要表现在：前者以私有制为基础，后者以公有制为基础；前者是为私人利益、为个人赚钱、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进行的生产，后者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前者是无政府状态的、盲目性的生产，后者是有组织的、克服了盲目性的生产；前者必然产生阶级、剥削、压迫和两极分化，后者将消灭阶级、剥削、压迫和两极分化，实现人人平等。

所以，绝不许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计划经济”同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观点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观点是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概括，是指“按着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是要求必须把每个企业、每个基层单位、每个行业、每个地区的内部计划同全社会的总计划有机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计划。从而彻底消除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和生产力浪费，把全社会生产力充分利用起来。

毫无疑问，只有这样的生产方式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它应有的速度发展。

同样毫无疑问，必须建立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才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计划经济的科学性。

什么样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才是科学的呢？

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必须把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进而把全部生产、交换、分配都纳入它的管理之下，纳入到社会的总计划中，既不许有计划的不应有的重复，也不许有计划的不应有的遗漏，以保证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平衡。

因此，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必要也不可能把全部生产和整个社会需求都纳入计划之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建立的第一天起，它就必须把实现上述要求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只要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一定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一任务决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绝不仅仅具有“业务指导”的性质。而是一个直接组织生产、指挥生产、使整个社会经济按计划运行的领导机构。   

毫无疑问，只有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才能而且必须担负起这个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生产资料全部实现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在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06]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是搞政企分开，而是必须政企合一。要把全国办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工厂，每个省辖区域就是一个车间，每个市辖区域就是一个工段，每个企业或基层经济组织就是一个班组，由上至下，要实行一条线管理。作到统一指挥、统一计划、政出一家、层层落实、逐级领导、各负其责。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整体经济。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为建立这种计划经济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

只有这样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才是科学的，才能保证计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彻底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才是真正建立了生产的“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才能实现它的任务和目的。

相反，那种“条块结合、纵横交错”、政出多门的计划管理体制，包括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等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状况必须废止。因为它是以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即扩大的私有制或变相私有制为前提、为结果的；也是以经济利益相分裂、相对立为特征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形式，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生产的计划性（所以它必须采用商品交换的形式），也绝不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生产。

       因此，当我们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外表和假象，认清其生产过剩的本质及其发展程度时，一直被资产阶级偏见看作幻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活生生的变成了现代生产力的强烈要求呼唤吗？

 

纵观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一切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被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或不攻自破了；直至今天，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仍将不攻自破或已不攻自破；人们心中的一切困惑都可以而且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做出科学回答。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这就是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必胜，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的充分根据。

在我们真正实现回归马克思主义，彻底克服了革命的盲目性，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时，我国变革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应立即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顺应生产力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和一切私有企业、合资企业、个体经济、股份制、租赁制、承包制等等。用国家所有制形式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为消灭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奠定基础。使人人享有同等的经济地位，同等的劳动权力和劳动义务，为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创造条件。其中对外国资本应通过赎买、分期偿还或允许其撤走等方法解决，对那些拒不接受这一变革的外国资本、有了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亿万人民完全能自觉做到不为他们做工，不买他们的商品而迫使他们服从我们的改革。

2、消灭一切重复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和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要按地区、按行业实现普遍的、最大限度的联合、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把这种生产全部纳入国家总计划的调节和属地政府的直接领导、管理之下。

3、通过国家计划的安排，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迅速把先进的科技成果推广运用到生产中去，彻底取代一切相对落后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技术。

4、立即把一切商业收归国家所有，使其成为凭“劳动卷”（消费卡）供应个人消费品的服务部门，使“金钱变成无用之物”（劳动卷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使生产资料通过国家计划和物质管理部门直接分配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去。

5、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现有资源、生产条件、生产能力、社会需要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群策群立、因地制益、逐地、逐丘地全面制定社会生产、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并使之与国家的总计划统一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6、要把人民解放军建成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突击队的产业军和大学校。要把一切可以参军的适龄青年都送到部队中去锻炼成长，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劳动、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向现代化进军做贡献、尽义务，使之成为新一代“大学生”。这个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造农业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战斗中要起挑重担、打硬仗的作用。

7、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用最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农业落后面貌，使农业生产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并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8、把农村的乡、镇改造成政企合一的“公民公社”，“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207]促进大城市人口的疏散，以消除大城市的弊病，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9、要全面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享有同等的劳动权力和劳动义务。“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208] 要调动每一个人自觉参加劳动的积极性，要强制“懒汉”劳动。要奖励做出重大贡献和发明创造的劳动者。要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的复杂程度作为衡量个人劳动的尺度。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准确地计算社会产品中凝聚的社会劳动量，“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09]

10、要坚持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内地支援边疆、互相协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11、“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210]

12、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13、建立公共食堂和各种生活服务体系，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人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家庭的消亡，真正建立起以爱情为基础的，排除其它一切因素干扰的婚姻关系。

14、精简机构，撤消一切不必要的官办机构和官办群众团体。如政协、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青联等等。

15、治理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把全国建成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道路畅通、环境优美、市容街貌整洁卫生、人口、城市、公社、工厂均匀分布的新世界。

可以断言，这一改革一经开始，在发展的进程中，一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措施将一个个地被提出和采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系列有效措施必将受到亿万人民的一致衷心拥护，必将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将推动产生了高度“过剩”的生产力迅速获得“成倍增长和无限增长”必将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现出来”，必将使社会需要的一切产品奇迹般迅速生产出来并满足社会的需要。达到“物资财富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而接近共产主义。如果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估计需要二十年左右才可能接近共产主义，那么，在生产力已经高度“过剩”的今天，最多不过十年，我国定能接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革命决不会单独在中国发生，它将迅速影响和传遍全世界，并会首先传入西方先进国家，那里可能会更快地接进共产主义，并会迅猛促进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那时，人类最终彻底埋葬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努力用十年时间，在全世界完成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建成共产主义制度。把被修正主义肆虐造成的损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就是在今日之强大生产力基础上，当全人类终于认清和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修正主义，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终于结束了在黒暗中的摸索，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能够自主地驾驭历史车轮前进的时候，一定能够确立的必胜信念和奋斗目标。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个目标的实现。

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附：写作说明

1，作者简介；抚顺机电职业技术学校退休干部，1948年出生，1972年入党，1989年十月因致信党中央“二万言书”批驳列宁、斯大林、邓小平修正主义观点，要求回归马克思主义，遭“党内除名”，2002年在互联网首次发表《真假马克思主义辨析》（近7万字），本文是对前文的补充修改。

2，写作目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修正主义实质，把被他们彻底歪曲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彻底颠倒的理论是非重新恢复过来，敦促和帮助共产党人早日认识和抛弃修正主义错误，真正实现掌握马克思主义，自觉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并力争仅用十年将世界引入共产主义社会。

3，以文会友，欢迎批判：愿以此文广交朋友，与志同道合者共同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奋斗。同时欢迎各界朋友对本文难免存在的错误与不当之处给予批评指教、斧正。更希望看到对本文的批判，因为只有批判才能证明本文能否经得起批判，只有经得起批判，才能证明本文的正确性，才能被人们接受，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订

（作者：辽宁抚顺，高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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