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它引发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完全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秦晖先生则毫不讳言，认为“中国奇迹”与“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毫不不相干。“低人权优势”才是造就惊人竞争力的政治动因。对此，笔者不想在几种说法之间做选择，只想把创造这种经济奇迹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发展境况还原出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只是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单一过程，在它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中，还伴随观念方式的变革和文化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完全是在没有资本积累经验、缺乏市场认知、对现代管理体制不很了解的背景下艰难起程的。同时需要知道，与世界接轨首先是一个受制西方大国丛林规则的过程：只要你想在国际社会确立自己的独立精神，就会面临双重标准，就要面对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就必须从最低端做起。那是全球化启程的始点，也是人类精神从愚昧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文化洗礼。要命的是这种与制度和文化纠结一起的社会转型尚无先例，就仿佛从陆路转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航行者不知彼岸何方。
面对这种情况，秦晖先生似乎不很感冒。他尊重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却不看好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他乐于把西方标榜为普世价值，但不认可中国社会寻找新的机遇；他宁愿规避社会所处的不同阶段，执意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同拥有三百年发展历程的西方国家简单作比。在秦晖先生的逻辑视域内，不论是中华民族（在社会转型中）肩负的社会责任和痛苦，或是变革中释放的社会能量与竞争力，只要不能以维护个人权利的方式纳入交易成本，它就是对人权的刻意侵犯。如此看来，社会的交易方式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过程，更像是一种价值选择：只要有悖西方经济规格、社会尺码，统统都被打入冷宫。
秦晖先生写到：“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在秦晖看来：衬托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根本就是中国利益集团，为着单纯求富的社会冲动，集体扼杀人权的一种社会专制。至于十余年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被看作一个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稀释的过程，纯粹是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的政治权谋，试图用中国因素打破自由国家原有力量平衡。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刚刚步入工业社会门槛的转型国家，果真像秦晖描述的那样，是个卑鄙无耻、恶水横泼的国度吗？这里不妨借用秦晖先生擅长的历史视角，做一番追溯、分析和比较。
早期资本主义有着明确的目标取向：追求劳动的低成本。它来在世间所表现的冷酷血腥、不择手段，是与资本积累的运行方式相一致的。而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他们正待着手的工业化‘补课’，并未把追求低成本、低人权作为政治取向。而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巨大的社会落差，通过全球产业链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整合起来！这个过程（工业化‘补课’）同早期资本原始积累虽有某些相似，但两者在发展定位和目标追求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个简单的常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大国始终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在市场运作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被全球化大潮裹挟进来的产物。正常情况下，它只有被高端产业链盘剥、压榨的权利，如何积蓄起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平衡发展的力量？对一个市场经济缺少经验认知的转型国家，怎好苛求它一夜之间按照正规交易方式、降低社会成本去行事？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竟然违背这个常识，从一种纯粹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把中国所面对的发展困境，曲解为有意而为之的政治取向。
客观地说，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的低成本既是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发展的天然优势，也是无法把交易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的社会劣势。只要想改变这个现实，就要背负起变革进程的全部历史责任，就会为反对者提供击垮你的政治论据和社会理由。这也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政治悖论。
不要小瞧这个悖论所引发的变革困境。市场经济初期，面对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崛起，特别是利益取向和发展性失明，最先构成一定烈度的社会动荡与失序。那是一个仅凭市场经济无法控制的社会，一个控制过多又会滋生各种腐败的社会。无形间人们形成叛逆的社会心理，它为政治对手打倒自己提供了社会契机。因为，改革开放不只是引入负熵流。人们更容易从中领略传统社会的畸变、动荡、瓦解和不适，特别是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巨大落差。这个时候，寄宿我们未来命运的转型国家和社会，经常成为人们责难、讥讽的对象；任何保持社会稳定、谋求发展的变革尝试，都被看作维稳、专制，遭致厌恶和唾弃。乃至变革本身是否对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和生产方式构成实质推动与改造，根本不在人们的理性视域！
一个没有市场支撑、缺少诚信的转型社会，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其权利结构中相当部分执政者开始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转型社会都要控制这种局面的蔓延与失序。社会变革就是在既定方向上改造自身与防止失序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这是变革者最起码的政治胸怀！
更加困难的是，国家形态、社会结构、运行机制尚未可知；转型期的发展意识、社会纲领难以构型。甚至可以断言：在多元文化视角下，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不只是他们民族国家单方决定的事情，而是成为所有利益攸关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价值预期、利益择取的关联对象，成为世界经济战略中一个有机环链与结构实体。所以，面对‘社会阵痛’、‘民不聊生’、‘社会失序’，那些专注社会表象、不解深层内涵的资深学者便会提出质问和怀疑，西方国家亦会籍此干预内政、冷战思维、颜色革命。所以，无论你拥有怎样的历史抱负、社会目标，都要确定一个推进变革进程的社会着力点，它需要学会以全新的观念方式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现实世界。
中华民族不仅拥有承受艰难困苦的脊梁，更有把持自身历史命运的文化底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实禀赋、道德意识，曾令人们天真地以为：成功的社会转型本该做到道德诚信、资产守约，无法容忍社会信用有违人伦底线。然而，当着转型的社会烈度全面爆发（假酒假药假币假票据假证章、伪劣产品、非法集资、豆腐渣工程、黑煤窑、环境污染、三鹿奶粉，金融欺诈、社会腐败和各种潜规则扑面而来）；当这一切超出国人无法承受的心理底线，国人才同改革开放的人民政府坚定地站在一起，把矛头指向以权谋私的政府官员与利益集团：痛下决心、背水一战！
从技术层面说，在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初期，中国学者、私营企业家和劳动力人口，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交易”和“劳动用工制度”这些十分要命的经济大词——尚处懵懂无知。人们无从知晓：通过怎样的市场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涉及哪些社会必要含量？如何将这些含量计入社会劳动成本？然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它的第一个经济行为与社会择取，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条件下，学会面对这类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展课题。
不难想象：如果不在稳定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中，把与之相关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必要含量发掘出来，不是有步骤、分阶段地将其整合在社会变革的实践文化中；如果不是把所有社会必要含量，相融在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之中（简称人之为人的三重关系），就必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上的不科学、市场运作上的不合理。对于驾驭这一转型过程的操作者而言，就是发展上的不到位、运行上的不通畅、执行上的不规范、创造上的不自主。
广义上说，降低劳动成本不只是企业实体的首要任务，更是提高社会效率和资本运营效率的政治使命。它在微观上，包括产、供、销、财务等环节的现代化管理，通过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建立高效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提高产品质量、推动质量公关与评价，优化产品结构和资本结构；中观上，涉及廉租房、教育、医疗、养老、公共交通等基本社会支出方面的配套改革；宏观上需要配合人民币汇率、价格政策、产业结构、期货交易和社会创业与就业等方面的协同与调控。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进行相关的知识学习与培训；需要我们的民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公共意识、建立社会知觉模式、改造传统的认知习惯与文化；需要我们的国家在法律制度、公民意识、体制建设、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社会管理和智力资本的社会构成上，在运行体制上得到全面支撑。但必须指出：这些浩如烟海的巨细工作，与思想政令和口头上的普世价值根本无涉，只同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兼收并蓄、积跬步至千里的实践文化有缘。这不是简单的资本原始积累，更像是对国人蒙昧的现代意识进行的深刻思想触动与全面的文化洗礼。
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必须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调动一切被市场经济激活的社会力量，从宏观调控和长远战略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对提高社会竞争力的系统元素给予整体筹划、功能预设、集中解决。同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同全球一体化进程全面接轨的开放社会内，如若缺少相关的知识学习与社会培训，缺少民众对自身社会命运的感悟、反思、价值预设和文化改造，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元素作支撑，缺少籍此确立的文化创新精神，我们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便失去了言说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治资本！它警示我们：变革切忌空谈，实践创新才会成就未来。
从宏观上说，欲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就要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为自己文化类群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就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社会现实，改变传统文化中人身依附的社会条件与文化基础；就要在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文化背景下，为自己国家和人民确立起人之为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为此，就要提倡开放意识、借鉴它山之石攻玉；就要在社会的管理运作上不断提供来自政府、社会、文化和体制上的全面支撑，消除滋生政治腐败和潜规则的文化土壤；就要在社会实践和体制创新中营造具有市场信用的道德精神与社会人伦。惟其如此，才能超越目下社会裂度的危险底线；才能在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运作中，把更具人性化的‘社会必要含量’计入劳动力的交易成本；才能把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优秀文化整合到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与复兴。
从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有机环链和结构实体看，决定交易成本合理化、科学化的社会必要含量还将包括以下方面：维系这一社会正常运转的能源供应系统，与我们社会转型需要相适合的信息服务产业与资讯系统，能够影响市场主动权的大型企业集团、营销网络与传输系统，和有效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保障系统，以及快捷高效的金融产业和金融中心。当然，来自政府、民间和国际社会的中介机构、智囊团体、非政府组织，它们在社会自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或缺。正是这方方面面的协同发展、良性互动，保障着他们类群文化同以个人生命维度和社会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所有方面：诸如基本民生、劳动保障、教育体制、医疗系统、消费生活、旅游文化、艺术创作、政治主张、思想独立、文化交流、人身自由、环境安全等。。。。
毋庸置疑，当我们试图打造一个市场化国家、培育一个具有开放心态的文化类群，所有这些社会必要含量，就将成为维系一个转型国家健康发展的社会系统质。它们是维系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的生命环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支撑。
“低人权”是秦晖先生发明的一大‘创举’。据说这一‘创举’颇得国内民主人士赞誉、赏识。 纳闷的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也有低人权，其严重程度令人发指。但人们不叫它低人权，而是被尊称为‘资本原始积累’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待等中国社会经历一个快速崛起的时期，就被说成封建制专制，成为对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背离与反动。
人们知道：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历史转型的发展时期，最易被工业革命所依托的——就是从农业社会分离出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十分自然的社会现象。不是这样的话，工业革命的后续步伐便无法从中引发后来的发展与分蘖。像这样被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共同经历的事实，在中国遇到同样经历时却被秦晖先生搞成低人权的政治备份。
必须承认，在由西方领军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发展相关的技术、理念、管理、文化和行为，乃至用来观念这个世界的所有概念与知识，都是我们必须学习/掌控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带有十足的化我为他的社会强迫性。面对这样一种扑面而来的发展态势，国人特别是少数精英，不懂得一个国家社会在人类历史转型中的发展定位与有效掌控，对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类群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而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一味把西方社会的核心理念强加到尚未定型的发展政体。认为只要坚信普世价值、解决好价值取向，其他问题迎刃而解。于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一味迎合人们心意以内的个人欲求，利用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明显落差，把正待转型的国家搞成对自身社会的决裂与反动。在他们看来，惟其如此才叫开放、理性、才更加符合西方传统观念和普世价值。
但是不要忘记：任何国家社会的人权、民主和政治，都是在特定国家、特定地域、特定发展阶段、特定文化土壤上被重新赋予生命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够举出反例。而且，对于一个变革时期相对脆弱的国家，它对危害变革进程的政治举动理所当然地拥有社会反制的措施和手段。这在秦晖们看来，就被爆料成为‘一党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口实。
不能否认，文化比较能在较为广阔的视野下提供一种价值上的参照与范例，有利于拓展潜在的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那种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文化比较，本该在中国社会面对发展困境遭遇具体问题之时、谋取市场结构地位举步维艰之时。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备的社会责任和视角。
不容忽略，在冷战思维和颜色革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确也构成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发达国家尽可以根据全球战略需要，将本国的人权理念和价值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利器，拟在发展中国家涉及社会变革的重大问题上把自己国家的社会阶级意志强加进来。殊不知，这种把自己意志强加他国的霸权做法，恰是在全球范围对他国追求人权、民主和自由权力的最大蔑视。遗憾的是，在秦晖们看来，这一点并没什么不妥。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澄清三点：
一、秦晖的‘低人权’理念，是基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的巨大落差，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单纯比较中形成的政治术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自身社会发展滞后的勇敢面对，更是着眼于全球背景下的民族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然而在这当口，秦晖先生却得出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的荒谬结论。其错谬有二：1、他只看到西方社会的全球一体化，未看到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后发展国家——与这一进程的历史跟进与互动衔接。 2、他超越发展阶段，把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同有着三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国家简单做比：引导人们在交易成本和人权理念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错误判断。这种短视，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该犯的错误。
二、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不是改革开放的刻意追求，任何降低劳动成本的社会尝试和努力，都要在对既有运行方式的社会改造中运行、发力。超出这个范畴的任何政治努力，不是另有所图，就是枉费心机。
‘改革’就要根据市场配置功能的逐步完善，转变人的社会角色、推动社会转型，与世界经济接轨；‘开放’就要进入全球市场，确立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提高全球竞争力。所以改革开放，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实践；是一个社会变革在前、观念调整在后的特殊发展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最好的社会导师就是对变革进程的积极参与，对市场运行方式的文化感悟，对挫折命运的集体反思，对转型方向的社会调整。而最好的科学方法，就是让我们的思想者、管理者和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在对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和提高市场信用、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转变中，成为变革进程的担当者与受益人。
三、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同市场经济的形塑/发育，对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的提升/成长，乃至人与自然相互一道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历史进程。
客观地说，这是在全球范围对人与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一次社会革命、一次文化整合。从这个大的发展视域看，这期间所包蕴社会的动荡与失序，东西方文化较量与冲突，和它带给人们的失意、彷徨、痛苦与无助，不过是这一进程历史启动过程中的社会变奏与序曲。这个时候，人类需要沉下心来悉心面对，而不是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和利益需求，把彼此的命运锁定在冷战思维的战略格局。那样的话，只会基于短线思维和浮躁心态，从个体狭隘的理性视域出发，析出一种与发展历史全然相悖的“事实真相”，最终将人类最伟大的变革实践无情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