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了许久，吴晓波最终还是放弃了写一部近现代企业家列传的念头。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大获成功之后，吴晓波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出版，不仅在写作体例上与《激荡三十年》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内容连贯性上也前后呼应。如果说，《激荡三十年》是在描述中国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三十年，那《跌荡一百年》则是在记录起伏不断、饱受挫折、艰难前行的中国近代商业史。两部作品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呈现了晚清、民国、建国后至1977年、1978年改革开放后四个时代背景下、时间跨度长达130年的中国商业的历史变迁。吴晓波希望通过这样的全景式叙述，还原、分析与辩驳出断裂和被遗忘的历史，为当代中国企业家具有的精神气质和成长基因提供某种合理性解释，当然，也包括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在这之前，吴晓波曾不停地思考有关中国商业及企业家的种种命题，如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态，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国成长史中，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为什么商人、企业家总是容易被忽略，甚至一度被妖魔化？难道他们真的仅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团白灰的恶商丑辈？后来，在2004年的深秋，吴晓波在与王石的一次见面闲聊时，后者问起：“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当时，吴晓波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谈起。面对着王石的困惑，又联想到自己曾经的疑问，吴晓波决心追溯遥远的商业历程，探寻其中被遮蔽和误解的真相。而这一过程最后促成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恢弘写就。
尽管如此，《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在基调上却有明显的不同。《激荡三十年》面向的是中国崛起的伟大复兴的三十年，所以满是憧憬和激昂；而到了《跌荡一百年》，由于回顾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蹒跚与顿挫，所以难免带有无可奈何的哀愁与忧伤。更令吴晓波感到几分苍凉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家一方面在所有中国大的社会变革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无论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还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甚至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正史里，这群人总是未被像样地纳入历史记录者的视野，就像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的：“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他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就是只字不提企业家。可有可无、若隐若现，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商业发展需要传承，然而，这个阶层的故事缺乏的恰恰是传承。自吴晓波投入“企业史”的研究以来，他一直试图能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程和给予中国企业家应有的身份地位、历史评价。从早前的《大败局》和《大败局2》，到最近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已然透露出他的抱负和雄心。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当记者问他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那么在写作《跌荡一百年》时又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他回答道，作为一个书写者和记录者，他一定要是一个旁观者。吴晓波的“旁观者”说得益于他所敬佩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的一段话，“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心怀中正，从容平和，方能处于商业核心而凭海临风、波澜不惊，吴晓波要做的就是像德鲁克那样，在130年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重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借鉴。
幸运的是，他做到了。在《跌荡一百年》中，他从一连串企业家历史群像的背后梳理、总结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论：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他说，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理性和真实。2.在过去的130年间，就是从晚清洋务运动至今，中国商业世界的逻辑惊人的一致。他认为，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一个经常被讨论却难以解答的课题是，国营垄断资本的日渐庞大，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未来很难被准确地预测，不过，历史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某些启示。吴晓波列举了一个历史事实：在过去的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警惕。3.在中国百年的变革史上，企业家阶层曾经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甚至还得出以下观点：当今中国所出现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浪潮，恰恰来源于中国企业家阶层以往获得并留存至今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使得企业家阶层得以幸存。
根据吴晓波的描述，《跌荡一百年》所呈现的近代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是尴尬和悲哀的。尽管作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这些企业家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都表现出了强大而生动的个性，但在历史的舞台上终归是个配角，有时候甚至连“男三号”都算不上，物质上的富有并未给他们带来起码的安全感。更进一步说，尽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不比任何一个革命者淡薄，但却从来都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一个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的动荡世纪里，他们注定要一次次遭遇时代的暗伤。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正是这种独有的成长经验或多或少塑造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生存智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即使从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很多企业家仍无师自通地走进成长逻辑的怪圈之中。对于这个怪圈，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到过，他认为，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以及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这三个命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使得中国的企业难以健康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激荡三十年》还是在《跌荡一百年》，吴晓波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同一个人——沃尔特·李普曼。他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专栏作家，其一生为世人贡献了2万多篇专栏文章，被公认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在那个时代，李普曼的文章和牛奶一样，成为美国民众每天早上的必需品。吴晓波对李普曼推崇备至，更是常常用他的一段话来自我勉励，这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曾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同样是记者出身的吴晓波对同行和榜样的李普曼的话感同身受，事实上，他现在所做的也正是当年李普曼做过的那样，以新闻工作者独有的敏锐和洞察，以还原事实、揭示真相为己任，去寻求中国商业递进的动力之源。吴晓波说，《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的写作耗去了他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即便如此，待他在写完《跌荡一百年》的下册后还会再写中国2000年的商业史。吴晓波的勇气和担当值得敬佩——因为对一个尚处在现代商业文明构建之中的国家来说，吴晓波溯源百年乃至千年中国企业史的行为将是一种具有莫名意味的宣言。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定价：42.00元。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