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玉娇案判决看中国的法律与民意

评论
5 views

　　提要：“邓玉娇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供未来司法审判借鉴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的深刻意义启示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司法工作者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僵硬的法律条文和昭如日月的民意民心之间，哪一个才是最高的力量？在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让法律判决做到符合常情常理，和民意民心民情相适应？
         

           从5月10日案发至今，“邓玉娇案”经过一波三折，6月16日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巴东法院作为一审判决：对邓玉娇免除处罚。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免除处罚。这意味着10天之内如果邓玉娇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邓玉娇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对于这一判决，我所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据媒体报道，邓玉娇家人听到这个判决消息“很高兴”；二是九成以上网友支持判决。（九成网友支持邓玉娇案判决http://news.sina.com.cn/s/2009-06-17/040518033466_2.shtml）

　　     这表明，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社会舆论，对于这个结果是比较满意和接受的。一个案子的判决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以为是不容易的。

　　    我很高兴的是，巴东法院的法官们这次做出一个明智的判决，这个判决的明智之处在于，它既充分尊重并基于法律条文的规定，又充分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民意。换句话说，这个判决让人感觉是符合常情常理的。

　　     我也打心里为邓玉娇即将真正获得自由感到高兴！

　　     虽然这一个月来我一直没有写过有关她的文字，但我和许多一个从内心里关注着这件事，关注着这个案子的进展。

　　     对于“邓玉娇案”，我一直相信和期待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舆论，来自人心，来知人们的良知，我相信一切法律条文都不应该超越人心和良知的力量。现在我看到了这个力量。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这位勇敢的巴东女孩，“邓玉娇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供未来司法审判借鉴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的深刻意义启示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司法工作者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僵硬的法律条文和昭如日月的民意民心之间，哪一个才是最高的力量？在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让法律判决做到符合常情常理，和民意民心民情相适应？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影视剧中，我看见过很多类似邓玉娇的事情。例如：一位善良娇弱的农村妇女在长年累月受尽禽兽丈夫的欺凌虐待之后，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地乘着他熟睡的时间砍死了这个当地人人恨之入骨的恶棍，然后去自首，结果被判了死刑；当地所有的乡亲（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曾一再受到过这个恶棍的公开的欺凌，却一直难以耐何他！）都出面为这个事实上“为民除害”的妇女求情，请求法官“开恩”，可是法官的回答是：她犯了“故意杀人罪”，杀人偿命，法不容情！（很抱歉我找不到这个资料了）

　　    在我看来，上述案例中的法官是典型的“法律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是“法律教条主义者”。如果让他们来判决“邓玉娇案”，我相信邓玉娇即使免得一死，恐怕也难逃牢狱之苦。

　　     以前我作为记者在报道一些案例的时候，时常看到类似上述案例的判决：法官们的判决看似很有道理，他们对于法律条文的罗列和解释一套一套的，从法理逻辑上看似乎很严谨，可是，这种看似严谨的判决，其结果却总是不那么公平，甚至很不公平，而且显然地违背了常情常理，令人感到别扭、压仰甚至愤怒！

　　    后来我渐渐看明白了，一些看似公正的法官，其实是在玩高明的司法文字的游戏。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和利用他们瞩意的法律条文，来为自己的目标对象开脱。在多数司法腐败案件中，这种情况太正常不过。

　　    当然，也确实常有这样的情况：法官过于迂腐的死扣僵化的法律条文，而相关的法律条文本身也不一定严密和完善。

　　    于是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正确的法律判决，都应该尽最大可能地尊重民意民心，都应该符合常情常理。真正的判决应该是出于对法律精神的尊重和弘扬。对法律精神的尊重和弘扬，我认为比简单地尊重法律条文更重要。机械地僵化地照搬和死扣法律条文，难免就会陷入到教条主义者常犯的错误。

　　     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盛行陪审团制度，一些陪审团成员甚至就是在大街上随意抓来的，他们不懂得任何法律条文，甚至根本就没什么文化，但他们有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良知和辩别是非的理性，而又与原被告双方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只要他们能听懂案子是怎么回事，他们基于良知和直觉的意见，可以成为法官们做出裁决的依据，特别是遇到原被告双方都有道理、而且都能言善辩的时候，陪审团成员的意见会起根本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最笨的判案方法，实际上也是最高明的判案方法，它以看似简单的方式，却遵循了最高的判决标准——普通人的良知。

　　    一切法律归根到底都是民众制定的，都应该是民意的反映。一切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解释，都应当基于对社会最大多数的民意。

　　    五年前，我在和清华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交流时，我谈到一个体会：我相信真正的法律精神也许不在法律本身，也不在法律条文，而是在社会学的，在哲学里面，在人性里面。

　　    “邓玉娇案”的判决让我看到了真正的法律精神，真正的法律精神一定是符合人性的，保护人性的，弘扬人性的。在面向和谐社会的法制工作中，法律工作者需要更多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和保护。惟有如此，法律和法律工作者才能更好地创造和谐及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幸福。

 

胡奎相关文章：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6/18/181334.html

我不赞成马克昌教授对“邓玉娇案”的观点

我对武汉大学著名法学家马克昌教授对于“邓玉娇案”的一些观点颇感疑问。 
马教授在就“邓玉娇案”接受采访时曾如是说：“从事实看，邓贵大的侵害行为不是很严重，并且侵害的不是重大的人身权利，邓玉娇却用刀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害致死，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而难以认定构成正当防卫，而应认定构成防卫过当。”
我认为马克昌教授“从事实看，邓贵大的侵害行为不是很严重，并且侵害的不是重大的人身权利” 以及“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先在看看6月16日庭审所还原的5月10日案发现场的情形。巴东县检察院检察员许雪梅、杨玉莲宣读起诉书，称：2009年5月10日晚，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副主任黄德智等人，酒后到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娱乐城玩乐。邓贵大、黄德智等人欲去水疗区做“异性洗浴”。黄德智发现VIP5包房内正在洗衣的邓玉娇后，进入房间，向邓玉娇提出陪其洗浴的要求。邓玉娇称自己不是水疗区的服务员，并摆脱了黄的拉扯，拒绝了其要求，并离开了包房。
在走廊上她遇见了KTV区的服务员唐某，向她讲述了被误认为是水疗区的服务员一事，并与唐某一同进入服务员休息室。此时，休息室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正在看电视。黄德智紧跟邓玉娇进入休息室，对其进行辱骂。邓贵大闻声赶到休息室，得知邓玉娇拒绝为黄德智提供“异性洗浴”服务，便与黄德智一起对邓玉娇进行辱骂，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后来，双方纠缠之中，惨剧发生。当邓贵大再次逼近邓玉娇时，被推坐在单人沙发上的邓玉娇从随身携带的包内掏出水果刀，起身朝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受伤。
就以上法官所还原的事实，我想请问马教授的问题是：
一、邓、黄二人从包房追到休息室，一而再再而三步步进逼，并已将邓玉娇推坐到单人沙发上了，如果说这样的侵害行为还“不是很严重”，那么，怎样才算是“侵害重大的人身权利”呢？是不是只有当某些难以言齿的行为发生以后，我们才能认定“侵害行为是严重的”，以及侵害的是“重大的人身权利”么？
假如这样的话，以后“邓玉娇”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是不是应该再聪明一些、耐心一些、胆大一些地让邓贵大们的侵害行为更进一步、更猛烈一些，等到确认自己的“重大的人身权利”已被侵害之后，也就是确认自己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之后，再痛快地拔刀自卫呢？
二、邓贵大、黄德智对邓玉娇一再辱骂和步步紧逼，“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这种行为不仅让邓玉娇作为女性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严重侮辱了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尊严、人格，也严重地伤害了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理智。假如马教授是邓玉娇的话，处在如此严重的身体加精神的双重伤害下，会怎么做呢？马教授只谈“重大的人身权利”被侵害，却忽略已经发生的重大精神伤害，是不是显得不够严谨？
我很认同邓玉娇的辩护律师汪少鹏、刘钢为邓玉娇做了无罪辩护。他们强调，邓玉娇的防卫行为是适当的、适度的，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邓玉娇的行为同时也符合《刑法》第20条的规定，具有无限防卫权，不应负刑事责任。
马克昌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我在这里批驳他，并非认为他有什么偏袒“邓贵大”们的地方，也非对他个人有什么看法，我实在是觉得，马教授访谈中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一些法学界人士在分析一些案件时，常常看似重视证据、尊重事实和紧扣法律条文，却容易忽视一些连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实。这是令我常常感到不解的。设想，若是按照马教授的说法，邓玉娇的行为“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那么，今天的邓玉娇大概是很难免于刑罚了。在倡导依法治国的时代，若是法官们都象马教授这样分析，会有多少“邓玉娇”们继续蒙冤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