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智者小说大家——吕志青   


       读完吕志青的五个中篇：《爱智者的晚年》、《老五》、《失去楚国的人》、《穿银色旗袍的女人》、《南京在哪里》。半个月来，一个一个地读。读一个，脑子便停不下来，随小说驰骋，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如《南京在哪里》的那帮学生。只好停顿，思考，稍安再读。南京在哪里？在历史里，记忆里，作者飘飞的思绪里。所有事，尽如花，开出来，随风而散，落入他人记忆。已发生和未发生的，真的和假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都在记忆里。小说亦如此。作者可能淡忘了，我们头脑里那一丁点却倔强地分蘖、生长，成为正果或者怪胎。我们受了影响，却未必得到真传。如果把一世界人头脑里的南京整合起来，也许能将历史和人生复原，得出某种启示。可惜只是妄想，不能把别人的脑袋搬进自己脑袋里来。所以，谈小说，谈吕志青的小说，一个感悟者、思考者、近智者的小说，只能谈自己头脑里的一丁点。
       何谓近智者，何谓近智者小说？我以为现在写小说的人，分为近智者、爱智者、远智者和背智者，称得上智者的一流大师没有出现。冠于思想家、哲学家头上的智者，用在小说家身上，应有三个各方面的标准：一是其大觉大慧是否可称为智者，二是其生活思考感悟是否可称为智者，三是其艺术修为是否可称为智者。显然，我们是远智者，最多是爱智者，吕志青则是近智者，近智者中的大家。他的小说，是仅次于已经获得公认的经典大师的近智者小说。
       谁是小说的智者？曹雪芹是，蒲松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最终成书者是，写短篇的契科夫、卡夫卡、博尔赫斯是，写中篇的福克纳、海明威，写小长篇的黑塞、塞林格是，写长篇的歌德、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等等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大都是智者，少数是近智者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是一座富矿，可供不断从各种角度发掘。作者注重的是生活、艺术、史诗、哲理、学识全方位的启示，不是清楚的结论，更不是故事与人物本身。鲁迅批《三国》状诸葛亮之智近妖。如果没有诸葛亮的齐天智慧釀就复汉无望的旷世悲剧，诸葛亮这个人再生动形象，也只能是妖。诸葛亮的悲剧是智慧悲剧，明知其难而慷嘅赴之。现在谁能写出一个智慧悲剧来，充其量写个性格悲剧或社会悲剧。《南京在哪里》中关于汪精卫的猜想，如果他真是自愿为着保护国民而下地狱，就是一个大智者。这种可能出现在文本里，说明吕志青在心中呼唤着大智者。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两个代表人物鲁迅与王小波，指向过于明确、实用（精神、文化、社会的实用），国中虽无出其右者，仍不能称为智者，是近智者中的翘楚。吕志青《南京在哪里》以一个“啊”字，隐喻了他对小说独到的理解，不企图教育谁、改变谁、抗议谁，但一定可以感动谁、启迪谁，一定让你“啊”一声。小说只能叹一声，性灵深处、智慧高处一声叹，触到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处，就有贯彻古今时空之力。
       志青的小说，体现了智者小说三个方面的特征。只是目前的学识、地位，难能与孔子、老子、佛陀、慧能、苏格拉底、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齐肩，称之为近智者小说较为允当。《南京在哪里》提问本身是一个幽灵，不是物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哲学的问题，作者把它延伸进南京的历史、与南京有关的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以至人类的历史，你想弄清，却无能为力。只能有所感、有所思，只能“啊”一声。一声叹没落，人事已非，兴衰更替，生死幻灭。《穿银色旗袍的女人》是谁，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生活，信仰，社会，都已变得模糊不清，自己不认识自己。年青时的激情无论对错，都只在梦魂云绕的记忆里。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也许就是母亲，也许是曾经与父亲同台演出的梦中情人，也许是父亲无奈的臆想，也许是儿子无聊中的虚构。作者认为需要这样一个女人，生活才不缺点什么，无意把这个所指清晰起来，害怕一人多指的可能性失去，小说多重性解读的可能也随之失去。而清晰，固定，是我等小说笨伯常做的事。吕志青对老五、南京、穿银色旗袍的女人、梁可、楚国等小说道具（人与物）的运用，到达可以无限上升、直至成为一个空灵审美符号的水平，通过多重所指、意指和能指的合成，指向了久远的历史、深邃的人心和旷远的宇宙深处。没有精神驰游习惯和哲学爱好，可以读懂小说故事，难以读懂作者的用心。在吕志青的小说里，可以读出灵与肉的深层较量、爱智者最终离不开官能享受的晚年无奈(爱智者的晚年)；以老五为代表的忠厚在与以斧头为代表的金钱至上的冲突中，无可奈何地、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死去（《老五》）；旧梦难寻，老一代与小一代共同遭遇自己、生活、信仰变异（传银色旗袍的女人）；不断失落，被挤到最边缘，还仍旧回不了家园的痛苦（《失去楚国的人》）；误入历史的痛苦，被左右的痛苦，想弄清而永远无法弄清的痛苦，事物本身的多面性以及人一旦发现多面性的惶恐不安（《南京在哪里》）。吕志青长叹的，不仅是感性层面的油盐酱醋、花开花落、生老病死、意乱情迷，而且是超模糊、大悖论、思辩无能、人无能、灵魂终无依归的躁动，从而使小说叙事含有哲理的深意，又始终不离小说原本汁味。
       吕志青具有把抽象的哲思融入到凡俗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来自艺术修炼，而且来自生活感悟与积累。小说需要这样的作者，不仅在写小说的时候怀有如此情怀，而且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思考着、行动着、积累着的人。是小说造就了作者，更是作者的生活品质造就了小说。思想上的智者必须与生活中的智者统一，小说才具备真诚。这种功夫，不需要对作家的现实生活加以考察，从文本中就可以读出来。而且我们知道，吕志青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真诚的善良的乐于帮助他人、从不多事或蔑视他人的人。因为积累了大量关于南京、关于中国、关于教育的知识、感悟与见解，《南京在哪里》才显得那么开阔，举重若轻，滔滔不绝，回转跌宕，却又一气呵成，毫不生涩。他为什么会写《穿银色旗袍》的女人？因为他对自己、生活、信仰的历史性、不确定性、变异性有深刻的感悟和积累。他能让父亲背出《联共（布）简史》中的句子，引用圣经的段落，肯定对五四以来社会变迁与信仰变迁烂熟于心，非大“啊”一声不可。一个精于生活、不断思考与积累的人，才有那么多的小说细节。而且，他的思悟是独到的，积累是系统的，落笔是真诚的，没有堆积和卖弄。在生活积累与自身修为上，他就是一个智者。
       吕志青还是一个集小说艺术之大成者。他的哲学思考、生活感悟，在小说里统统化为了生活、感悟、学识的细节。《南京在哪里》几乎是一本中国通史，细节容量何其厚实。他的小说，技巧多样，举重若轻，纵控有度。他善于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穿银色旗袍的女人》、《南京在哪里》，让我们感到生活的无常与恐惧。又善于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我们虽然不像《失去楚国的人》中的父亲一样蓄指甲蓄胡子，也没像儿子拿大顶治颈椎病，但父子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或者身边人的遭遇。他善于将抽象哲理融入平实生活细节，为深邃的思考与感悟找到载体。他善于把握叙述节奏，大开大阖，驰张有度。无论是叙述推动情节，还是描写推动情节，都有行云流水般的韵致，浑然天成。文本里的每句话精致，整个文本也精致，细节密实，连绵厚重，又点水滴动，没有粗糙、贫弱的空间。语言简洁、生动、朴质、平实，又不乏机智、幽默。结构非常讲究，主线辅线，明写暗写，情节切分与转换都非常自然。从一个个细节、人物、事主出发，构置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不给读者一种可能性的解答。这说明，吕志青不仅熟练掌握了传统经典小说的各种技法，而且吸取了后现代小说元小说、元哲学、多重可能、回到原点的精华。令人震惊的是，他对宗教精神已有超凡领悟，思悟已然行走在艺术、哲学、宗教等人类思想高端的云空。
       他正是我多年追寻的艺术思维变革的成功者。他集艺者、悟者、智者于一身，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和制造小说。他的艺术思维方式不单单有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形式、辨证、义理三大逻辑思维，现代矩阵思维，普通灵感思维，还融入了本原思维、哲人思维、易道思维、先锋艺术思维，整合为全新的小说思维。从什么是小说，写什么样的小说，到如何积累与使用细节，如何让人物、物件、事件、情节、背景等小说元素承担小说的任务，技巧的出位与复位，指意的构建与颠覆，阅读经验的利用与阅读情趣的再建，他都有自己的领悟，运用得老到成熟。不象平庸的名家，只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或者意识流的艺术觉知里打转转，写得精一点的，也不过是一个精巧的故事或一声大胆的吆喝，结论是清楚的，经验是常识的，所以不能有吕志青小说的开阔、旷远、凝重、厚实。吕志青是整体把握小说艺术的大家，那些人是经验主义的技巧家。思维一落后，技巧也单薄，穿透力微乎其微。不是仅仅语言、构思、故事、人物、立意哪一个方面好，就可以直达久远的。穿透千奇百怪的生活，混乱不清的历史，矛盾重重的人心，没若干把刀子不行。枪手用心发出的子弹，从四面八方穿透，一丁点一丁点落到读者心里。百年千年之后，还在飞行，穿越时空，非经典莫属了。吕志青有这种能力。
      我尤其喜欢吕志青引用苏格拉底“爱智者”这个词，因非智者，才有毛病、困惑与痛苦。爱智者有自己的品位，对人生、爱情、世事的理解几近迂腐，与世俗不入，可爱也悲哀，最终不得不向温柔乡投降。爱智者不够强大，无论如何坚持，结果往往是妥协。有别的路吗？有，成为近智者、智者，但“沉默的大多数”做不到，难以苛求。我写了十年小说，自觉不懒，且对文学批评有兴趣，对小说思考、揣摩不停，却只是个“爱智者”。 我在网上给青苹纸条说“与其说守望文学，不如说守望人生。自己的宿命，如不坚守，必定投降。向生活投降不是个人耻辱，但没到时候就举手，即是一种耻辱了。文学是海上的冰山，在海底托着冰山的是写作者的生活。生活有多充实，文学才可能有多灿烂。也可以说，生活有多贫弱，文学有多无奈。我的生活是不幸的，我的态度很顽强，但远不足灿烂。我始终把文学作为促进生活质量的手段，为了生活，也许我可以放弃。如果放弃了，证明我已达到非投降不可的地步了。那时，你要原谅我。” 无意间写的这段话，也可以用作我对《爱智者的晚年》的一种解读。
（2008年11月18日）


界限模糊之后的邂逅与寻找
——读秦客小说集《一次诗意的意外死亡》

      把小说当作大世界，撤消小说与现实的界限以后，小说元素自身审美意义的多重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从生活与艺术的深层显露出来，象头怪兽守候在路口。是放弃思索、寻找，让终极审美意义见鬼去，偏就沉醉与狂欢；还是毅然出走，带着疑虑、困惑、不安、无奈与伤痛去寻找？秦客的小说集《一次诗意的意外死亡》让我们再一次跟他一起思索。
      秦客通过小说告诉我们，邂逅诗意，是出走与寻找的初衷，却不是一定会得的结果，很多时候生活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我还认为，小说的一万种可能性是相对于群体而言，对于个体秦客或者我，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非得选择可能，生活是选择，写作同样是选择，并且选择适当也只有两种结果：邂逅或者错过。
同我们的这次邂逅一样，对于小说的诗意寻找，重要的在于寻找，而不在于找到了什么。寻找才有邂逅的可能。邂逅诗意，初衷就现实了。
       我觉得秦客按他的元小说理论写小说，文本中大世界或小世界的界限消失，诗意寻找的可能性就摆到了我们面前。透过秦客的小说文本，我看到，不只是小说作为小说界定和小说途径、人物身份、行为意义、内心认知界定的消失，而且凸现出小说与生活自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多重性。我感到这位新锐小说家艺术认知的不俗潜质。我们可能需要这样一类小说家，能在小说里，抹煞所谓人生宇宙、自然社会、观念意识、文化财富的种种区别，抹煞读小说、写小说、被写进小说的区别，在文本中，使生活的寻找与小说的寻找、个体的寻找与群体的寻找等值。那么，小说就是人生，就是社会，就是大道。这种可能性一诞生，就具足了艺术先锋的气质。
从先锋的流派传承上回忆与秦客的邂逅是必要的。但我愿意放弃，以免掠人之美。我愿从不同小说流派的共同处，来寻找来发现秦客所寻找的可能性。小说只能叹一声，小说的诗意在于如何到人类心灵深处去伸张自由意志。优秀的小说总是把虚拟生活真实，构置人物、故事、细节，作为第一重结构，给出情景复原的线索；然后拓展背景与容量，设置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构筑第二重结构，把读者引向更广的审美认知空间；最后进入意蕴内核的构置，把高层读者引向人类精神的更深处更痛处更痒处，发出精神史可以感知却难言明的隐隐慨叹，剑指人生的根本悖论。三重结构，小则让你情动一时，大则让你思悟一生。
       如果这一基本观念能够成立，那么，秦客混淆生活与小说、作者与人物、个体与群体做法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一，他从个体找不到确认身份的痛苦感觉出发，到认知上主动混淆差别，完成了小说诗意在认知哲学层面的寻找、直接将小说与生命的审美意义等同，从而开启了在我的文本里小说就是社会就是人生、读小说就是读社会悟人生的可能性，我把这种可能性称之为诗意哲理小说的可能性；二，在文本的具体操作中，通过：时间、身份、地点的失落；认知、命运、感受的替代和交错；意识的扩张；道具的多重性运用；指代的更换；转喻等手法，把文本操作成小说寻找与生命寻找同时进行的一次精神旅行，从而大大扩到了小说对生活的参与面和承载力。
       秦客的多个文本，使我的眼睛一亮。我愿意这样阅读他的许多看似离奇的文本，文本承载的不是作家的癔语、无奈、妥协或者媾和，而是一种追求，也许还来不及完全自觉、完美成熟的追求，但已经开始了真实的书写。在《对陌生的女人我们能有多少了解》《在街上无望地寻找一个人》《邂逅》《在黑夜里歌唱的人》《骆驼不见了》《一次诗意的意外死亡》里，几乎全是有意识的把小说与生活、人物与作者、人物命运与现实命运等同起来，然后用小说取代人生的感悟思考，让读者直接进入生活，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引导阅读，使小说由纯粹艺术欣赏向艺术感悟与人生感悟两同时扩大。应当说，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背景下小说的新写作与新阅读。若干年之后，有可能在回想这次邂逅时，能自豪地说，从那时起，我们就知道有一种小说，会从秦客的开创中脱颖而出。
但是，相对于我所期待的，这次邂逅还只提供了一种尝试、一种可能性。不能说已经全面完成了小说诗意的全新凸现。经典的文本样式，还存在我们和秦客共同的想象之中。完全变成艺术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秦客提出“元小说”写作这一概念时，对这种可能性与艰巨性，也许还认识不足。
       首先，从理论上讲，我们期待的可能性和秦客“元小说”理论阐述存在差距。我看重的是消失界限、直抵人生与艺术本真的可能性，而秦客更重视的似乎是在技巧层面如何把构思的不确定性写进去，并作为人物的生活素材。换句话说，秦客所期待的是小说技巧的变革，而我认为，这一变革之所以重要，恰恰是通过类似的操作，可以从艺术哲理高度，大大拓展小说本身，并使小说震撼灵魂的作用增强。既在技术层面强调小说虚构过程的作用，又在审美层面促使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消解，感悟小说就是感悟人生，这种快感将何其强烈？现有文本的冲击力对于我来说，就是这种界限的消解带来的，它与阅读其它小说引起的快感是不同的。按照元小说现有阐述，如不调整，走向小说即审美大道的深度，会有许多困难和一些人已经指出的问题。
      其次，从现有文本的叙事层面说，尽管相当生动，有的比较精美，但总体上与消失界限之后产生经典文本的可能性相比，存在过于琐碎、情节省隐过多、不够厚重、行迹仓促等问题。语言上也有质量不整齐，跳跃、省略、空灵、变化不足等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有办法解决，随着技术成熟和阅历增加，用心剪裁，巧妙布局，即便跳跃式的碎片叙事方式，仍就可能提供足够的细节线索，让读者在阅读中拼接复原。那么，开阔与厚重不就再会成为问题。
      其三，是生活的显出和技术的隐入。我始终认为，小说是整合的艺术，各种小说元素应当以最无痕的方式整合在文本里。小说是选择的艺术，写什么不写什么，选择得恰到好处很难。技术必须服从构思，或者说，服从要表达的内容、所期待的效果，使技术隐于无痕。这也需要一个磨砺与转换的过程。
      其四，一种可能性下风格的多样性问题，是选择这种可能性后，必须重视的。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世界，人物在这个世界里活得风光十足以后，不要跑到另一个世界里。界限消失绝不意味风格消失，一个一个文本错落有致地探索，一类一类地完善，共同构筑这种可能性的艺术天空，那么这种可能性才最终成为独立世界，甚至成为群星璀璨的大家族。
       其五，好作品需要好读者。我无意怀疑读者的欣赏水平和艺术喜好，但一类作品一定需要一类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读者，才能共同磨砺小说创作。从更多人的欣赏习惯看，也许并不理解诗意哲理小说意味着什么。作者就要特别耐得寂寞，十年二十年酝酿一个精品。耳目一新，精美绝伦了，有艺术眼光的就不会说不了。
我建议，先从先锋的部分技法上退下来，而从经典小说的诗意哲理传统上挺上去，围绕诗意哲理小说所需要的精神内核和审美效果，积累与完善技巧，增加阅历、情怀，一篇一篇地探索挺进。更新颖些，更完整些，更精粹些。我相信若干年后，会产生让人刮目相看的飞跃。（2008年3月2日0）


善恶相兼的人性麦田
——读鬼金《金色的麦田》


       网上多年的亲密文友鬼金让我为他的中篇《金色的麦田》随便写点什么，这反使我有些为难。我写了十年小说以后越加眼高手低，阅读十分挑剔，自己写不好，总希望人家比自己写得更好。不如纯粹是个读者、评论者，不会在写过小说之后胆子越来越小。加之年龄一大，对于完美的追求愈盛，论起文来，严厉苛刻，弄不好会伤害青年俊才，所以对于评论不得不十分小心，如不是特别要好而且受得住，不会主动评论。因为我不会比别人写得更好。
       但鬼金的小说，无论如何我还是该说点什么。因为他挚爱着小说，又是我在网上认识的青年俊才，新诗写得相当不错，小说也很出色。多年来，除了在钢厂里开天车，孜孜不倦潜心小说，网下写，网上交流。他的小说，不仅在网上获得青睐，在纸媒上发表也不少。读过的人都说，具有先锋气质，擅长细部描写，极具艺术质感，有一种妖冶诡丽弥漫其中。我感到他精于短篇，比如《草尼湖杀人事件》、《我们去看大象吧》、《轧钢厂公墓》，都是近年来出色的篇章。他似乎是第一次写中篇，这个中篇断断续续写了半年才完工。他对小说质感的追求近乎苛刻，反复锤炼叙述节奏、描写角度和语言氛围，即便散笔短章式的“鬼散记”“一个人的札记”，也几乎是用小说语言写成的。而且，他一直搜求着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探究小说的奥秘。所以，许多小说开了头，觉得不够好，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搁下，找到感觉再写。《金色麦田》是其中一个。
       这个中篇的故事并不复杂。出身农村的金子像许多打工妹一样，在城里做小姐。上大学的农村青年萧晋洗头时，认识了这个姐姐，并在她那里过夜。第二天上学时，路遇警察成光抓罪犯，慌乱中被成光击中。成光失去工作，与金子住到了一起。萧晋获得赔偿，却成了瘸子。金子正在接客时接到妹妹的电话，母亲犯病没钱住院，要她赶紧汇钱。金子却找不到银行卡，急得发疯，到处找成光，认为这卡只能是成光拿了。成光与一伙人赌博，赢了五万，接到过去的搭档焦建电话，说萧晋进城了，跟到旅馆却没见到人。成光赶了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多多少少注意着他，一则是觉得他可能与罪犯有密切关系，二则觉得自己造成了他的终身残废，刚赢了五万，希望拿一些钱给他。萧晋当然不会要，因为他正密谋报复。后来，成光被萧晋绑架，金子在电视台录制玩自述节目后，被一辆装满冻鱼卡车撞倒、碾过。
      金色的麦田，生长着希望，也生长着罪恶。美被残忍地毁灭，美也在罪恶产生的地方诞生。金子像金子一样在生活中闪光，成光也呈现出人性的光芒，嫖客梁光明在金子急着寄钱又找不到成光的时候给了救命的钱，条件仅仅是要金子把他的那事烂在肚子里，疯狂报复的萧晋因为金子说过要回农村办个孤儿院，竟然真地收养了孤儿麦穗。善恶纠葛，人性在复杂纷乱的麦田按着自己的逻辑生灭。
       这个中篇继承着鬼金一贯的风格。比如局部和细节的质感，比如金子的内心感受，比如人物行为的逻辑关系，不同的是题材更为现实。而现实题材的小说更难写，作为鬼金不多的现实生活作品，应该说已经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篇，似乎没有鬼金自己的短篇精致，使用的技术更多属于短篇。读的感觉不如《草泥湖杀人事件》流畅、完整，整体笼罩不够，叙述上细致有余，简洁不足。不惜工笔的地方多，惜墨如金的地方太少，通篇没有一处节俭得使我震撼。金子找不到银行卡的情绪描写，就过。这种情绪只要点到，大部分读者会认同，可以节省一些笔墨。
       另外，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作品，还可以追问，精神层面还有深入的可能么？它有没有给人留下回旋的余地？作者希望读者读完作品后思考什么、感叹什么？我感到，文本留给读者的思考余地太少。而诱发与启迪，应是小说的诗意所在。
（2008年11月25日）


《湮尘》：野士风范 苍凉壮歌


       林文楷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湮沉》，以林公则徐后裔林汗雄的个人史为线索，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宜昌、上海、南京、姑苏、衡山为活动范围，以“进退能自持，祸福两由之”的儒道文化为人物的灵魂精髓，以展示他在抗战中的奇智和石牌保卫中的壮行为鹄的，塑造了一位在野的苍凉志士大智大勇的形象，谱写了一曲平民百姓为抗战贡献智慧的壮歌。在众多的抗战小说中独树一格，可喜可贺！
       既往的历史书写，要么是英雄的历史，要么是苦难的历史。除了《红楼梦》，很少能成为文化的历史，心灵的历史。即便《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巨著，也只是计谋的历史和义气的历史。按照既往的写法，写抗战、写石牌保卫战这样著名的战役，主人公只能是抗日军中要员和中共地下党员，不会出现这样一位泥土野士。林汗雄既有才学，也有机会，成为国民党军中悍将。蒋介石、陈诚都数次邀请他出任要职，被他婉言谢绝。但在国难当头时，他深明大义，绝不置身度外。连续主动上书提出都城西迁的建议，提醒薛岳及早防备日军反扑，舍生忘死送情报至施南并协助陈诚挥军突袭宜昌、支援长沙二次保卫战取得胜利，直接参与石牌保卫战的指挥和谋划，以自己的才学，效命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而后即托辞退出，无心任何奖励和挽留。历史上，只有唐朝大将郭子仪有如此风范。显然，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文化角度：中国士人对儒道互补精神的薪火相传，进则忧其民，退则怀其君。五千年文明不因异族入主而中断，必是历史之必然，非西学一盛便可改变。而且，石牌保卫战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停留于党派与道义的正面书写，只能就事论事，无法写出当斯乱世、苍凉豪壮的精神文化史。特殊的文化角度，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个人史亦即民族史。当一个民族不仅在朝人士尽力，在野人士也能尽力，并且野士中有超智慧者，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从这个角度解释中国的抗战必胜，就顺理成章了。
       生于长江西陵峡大浦庄普通人家的林汗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为一个在野的智慧者，经历了诸多心酸的磨练。自幼在慈父的督导下拜师学文习武；又在姑父任职的县衙里跟班，协助治河、铲除匪霸；后到上海洋行帮办，拜师学茶道，送茶结识黄金荣；到日本找姑父朋友，考入士官学校，与横山勇各自带兵演习差点丢了性命，逃回上海再投黄金荣。如此复杂的经历，加上天生异质，聪慧好学，使他的军政素质高出被他救过的国民党将领陈诚，为他在关键时期效命国家奠定了基础。林汗雄是典型中国在野士人，他的个人史是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的缩影，也是三峡人文史的缩影。
       《湮沉》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一部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原创小说，遵循真实背景和历史逻辑，却不完全摹写历史事实。可以怀疑石牌保卫战中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在野高士协助陈诚，但无法怀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完全可以产生这样一位高士。不接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邀请，是他个人的文化选择。在关键时刻又主动以智谋为国效命，也是他文化性格的必然。它是一部个人精神史，勾勒了乱世之时林则徐后裔林汗雄及其父兄们在三峡的生存与成长；是一部文化史，回答了乱世期间中国人怎样生存、成长并保卫家园；是一部中国抗日史，从日本侵略军士官的培养，对张啸林、黄金荣的拉拢，淞沪保卫战、南京失守、长沙保卫战与偷袭宜昌，到石牌保卫战，都得以展现；又是一部地方风物志，无论是上海的茶行与黄金荣的帮会，姑苏的乌篷船与园林，精致的沏茶饮茶，庐山的风景与衡山的庙宇，还是作者看家本领的三峡风情，无不具足民俗学的意义。长河湮尘，苍凉壮歌，野士风范，中国智慧。如此审美主韵，令人读后欲击铜板而歌，方能心胸释然。
小说文本的主要亮点如下：
       结构严整，布局精巧，极富戏剧性。除第一章引子为倒叙外，其余各章均按照林汗雄成长与活动足迹书写，只有少数情节采取插叙、倒叙和梦境叙述。以地点为全篇标题分割成各章，其中石牌保卫战用同标题一二三四的形式重点书写，把事件、人物、结果一起推向高潮。各章看点密集，使人无法将任何一章或一节放过。
叙事缜密，书写扎实，深得历史书写韵味。总体虽是现实主义叙事手法，但又吸取了白描、传奇、心里描写和梦境书写的叙事方法，严格把握着人物的文化性格逻辑，使事态的走势、原因和结果顺理成章。广博的知识和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考证为叙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保证了虚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高度契合，可信度高。
述人生动，性格准确，勾勒出人物组像。全篇设计人物200多个，士农官商，兵匪将帅，僧尼娼盗，捕快郎中，三教九流，无不具足。出场人物大都性格鲜明，言之有理，行之有据。尤其是蒋介石、黄金荣、陈诚、薛岳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非得深入研究，方能准确把握其性格、心理、言论与行为。可喜的是，不论虚构人物还是历史人物都得到合乎情理的刻划，生动准确。
       述景老道，深谙底蕴，符合社会历史真实。作品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大半个世纪，涉及北京、上海、姑苏、衡山、日本、三峡等区域和军事、兵器、船舶、茶道、博古、园林、丝绸、医理、佛学等领域，没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考察，难以地道，达到地方风物志水准。作者在这方面功夫扎实，行道精通，效果也非常好。
立意高远，寓情饱满，文化逻辑严密。小说在写主人公的精神史，同时也在阐释作者的艺术观。文化价值观才是人物与事件背后的主使，主人公高远的情怀和淡泊的人生观念，最终归位于作者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理解，成为民族心灵的一类或本质内在的缩影，才是小说真正要做的事情。从这点看，作者深谙小说的诗意所在，并较好地表现在这个长篇中。这又说明，欲写一流的作品，作者必得去过一流的内心生活，把自己变为一流的文化人，展示事件、人物的文化根性。俗眼所见的世间生动，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理解作支撑，难以成为真正的作品。
      从个人阅读习惯和更为精致的要求看，我觉得作品严实厚重已足，诗意底蕴已具，只是舒缓与空灵的余地还很大。如果整体节奏上张弛更明显一些，可能更符合中国文化由神品而逸品的上升曲线。
     《湮沉》总体上是三峡地区自马识途《清江壮歌》、鄢国培《旋流》、张映泉《桃花湾的娘儿们》之后的一部力作，经过完善修改，可能成为角逐湖北省屈原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200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