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王国维在学界享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声誉。
他是一位集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词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大学者，平生著作约有60多种。
然而，1927年6月2日，这位学富五车的学问集大成者，却轻轻地沉入了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底，湖水微微散开，岸上游人如织，而王国维却再也没有醒来。
每次到颐和园，在看尽繁华，踏遍长亭之后，我习惯性地盯着昆明湖面，总会凝视很久。
又是一个6月，偶然又临颐和园，想起王国维。
1927年6月2日，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间奇才到底想了些什么？在经过怎样的权衡和抉择之后，他走入了这样一条人间绝路？
王国维，旧王朝走来的新士
一生沉默肃然的大师，用投湖自杀，留下“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
大师之死
1927年，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北洋军阀命若游丝，北京城内一片惶恐，而清华大学校园内却一片安静。
6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第二批学生毕业了，中午的时候，王国维教授参加了师生叙别会。
在会上，王国维为他的学生谢国桢在扇子上题了一首诗。随后又以浓重的海宁方言讲起了与蒙古有关的一些事情。
和学生告别之后，王国维去拜访了陈寅恪。傍晚的时候，学生谢国桢和刘节来到了清华西院18号，王国维的住处，向他请教阴阳五行的问题。
在讨论期间，王国维说起当下的时局，神情黯然，并预言近日北京会有大乱。
王国维之所以心情沉重，和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刊登的一片《戏拟党军到京所捕之人》的文章有关，这篇文章中罗列除了北伐军进京后的缉捕名单，王国维的名字也在其中。
然而，王国维内心的惶惶，只是因为报上一篇戏文吗？
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
6月2日，天色刚刚放亮，王国维就起来了，妻子为他梳理着辫子，伺候他洗涮完毕后，又给他准备好了早餐。
平静地吃完早餐，王国维到书房整理了一些东西，而后离开了家门，向清华大学研究院公事房走去。
大约8点多的时候，王国维来到了公事房，见到了他的同事侯厚培。忽然，王国维想到已经给学生改完的作业忘记带了，于是他让门口一位听差的去他家中去取。接着，王国维和侯厚培谈起了下学期招生的事情。
谈了一会儿，王国维说要向侯厚培借两块钱，于是侯厚培从兜子里掏出五块钱给了他。当时王国维的工资不低，放到现在应该是”金领”级别的，只是王国维是个五好男人，一发工资，他就全部交给了老婆大人，自己平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有用的时候才向老婆要。
王国维向侯厚培借完钱之后，出了公事房，雇了一辆洋车，要求车夫拉着他到颐和园去。
十点钟左右，到了颐和园，王国维先是给了车夫5毛钱，让他在外面等着。随后，他买了一张门票进到了颐和园中。
昆明湖烟波浩淼
大师沉静赴死之心，无人察晓
王国维向四周看了一下，没有多少人，于是快步来到了石舫，然后又溜达到了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前。
在这里他掏出一支纸烟，点上，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盯着眼前的昆明湖。等纸烟吸完之后，忽然，王国维纵身一跃跳入了昆明湖中。
远处的园丁听到落水声后，立马赶了过来，赶忙下水打捞，等把王国维救起以后，人已经不行了。
当时，昆明湖中的水很浅，但是王国维跳下去的时候，脑袋扎进了湖底的淤泥中，嘴里、鼻子里全都塞满了污泥，窒息而亡。
鱼藻轩层层进进的雕梁，缭绕大师生命最后一刻的呼吸吐纳
这一支烟的时光里，王国维想起过什么？
已到下午，拉着王国维老颐和园的车夫还在外面等着，看门人觉得很奇怪，就上前问他，车夫说明情况后，看门人却告诉他，他等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事后，人们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到了几块零钱和一份遗书，这份遗书是写给他的三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安排把他的书籍交给陈寅恪和吴宓，并请求把他葬到清华园茔地，而且还说了他自杀的原因是“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王国维遗书手迹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
大师轶事
王国维是个不爱说闲话、空话、假话、大话的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除了谈正经事情外，他从来不闲聊。
他更不会对领导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也不会对下属吹牛。平日里，有很多人让他鉴赏古玩，如果他看出是假的，就会说：“这东西靠不住”，然后也不给人解释“靠不住”的原因。
有的人不放心，就让他再仔细看一看，他依然会说“靠不住”，不拐弯抹角，更不附庸风雅。
平时，王国维都很严肃，赵元任的老婆杨步伟对王国维充满了敬畏。杨步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平日里嗓门很大，但是只要一看到王国维，她的声音就会自然放小很多。
王国维五十大寿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为他办了三桌酒席，赵元任和杨步伟也来了。当人们让杨步伟与王国维坐同桌的时候，杨步伟神情紧张，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我不能和王先生坐同桌。”
吃饭期间，杨步伟所在的桌面上，谈笑风生，很是热闹，而王国维坐的那桌却是静悄悄地，很是冷清。
早年留学东京，与林徽因一样风光无限的才女杨步伟
提起“王先生”，总有一点点“怕”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出去玩，也不喜欢多说话。即使是给学生们上课，他也是准时准点，从来不在课堂逗留。
然而，他的住所却经常有学生光顾，去请教他问题，王国维是来者不拒，不管什么人，一律平等看待。那些年，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都在王国维的住所，得到了他无私而博大的指点。
在讲课的时候，王国维总是带着毡帽，帽子下面拖着一条小辫子，身穿长袍，腰间系着一根蓝带子，就像一位民间的私塾老师一样。
上课期间，“这个问题我不懂”是王国维的口头禅，这么大的一位学者，居然常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事实上，王国维说“我不懂”不能说明他不渊博，恰恰说明他的治学是非常严谨的。在课堂上，有些问题他没理解透彻，就不会轻易下结论。
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的教学方式之一，他说不懂是因为想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查阅书籍，以此养成自学的习惯，可谓用心良苦。
王先生虽然“古怪”
却备受师生推崇
记忆里的王国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渊博志士。是否正是一生的沉默，积压出生命最后的壮烈？
王国维之死，是否永远成谜？
又到6月，今天，我们回头，怎样看待国学大师之死？
最近偶然看到梁启超1927年间的家书，当时的梁，竟也有凄凉惶懵的心境，更让人惊讶的是，梁启超在家书中，竟也提到了王国维的自沉。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13天，梁启超在一封家书中说道：“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显然，梁对他的这一判断，深信不疑。
在梁启超看来，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的死
加深了王国维内心“大势已去”的绝望
梁启超的一封封家书，透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信息：
当时的社会生活，充斥死刑、问斩、羞辱、抄家......让文化体系显得格外混乱，梁与王们，是何等敏感的知识分子，“秀才遇见兵”，抗争而不能的痛苦，自然体味得最深。
今天，大家对王国维的死，普遍认定是“殉了大清国而去”，那么早在1924年，清皇室被逼出宫的时候，这样的“丧痛”为何没有压垮他呢？
所以王国维的绝望，值得深究。
和王国维一样，梁启超在家书中透露，所忧惧的，倒未必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
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而社会变革就会涉及远比政治更为广泛的范畴，经济、社会、文化，全都波及其中，全都不能在变革的狂风暴雨中幸免。
因此，面对如此狂暴的社会变革，就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尚且要仓皇“走避”，那么作为纯粹书生的王国维，又怎能逃脱呢？
（由左至右：梁启超、光绪帝、康有为）
经历过惨烈“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尚要“走避”北伐
更何况一介书生王国维
现在，人们如此评价王国维：“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正如郭沫若所言，王国维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如灵光一样，已经照亮了古典文学的城堡。
王国维的自杀是一个遗憾，他没能像梁启超想象的那样，要是再活十年的话，不可限量，然而，只到今天，人们依然铭记着他的“三种境界”，而且对他严谨的治学理念和正直的人格充满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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