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们开始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行深刻的反思，现在看来，至少两个事实是肯定的。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将继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实现分工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能阻碍这一进程的继续发展。其次，中国仍将进一步发展开放经济。在应对危机的背景下，在保增长、促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下，对外贸易的正面效应而非负面效应充分得显现出来。发展对外贸易（包括利用外国资本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了中国最大要素禀赋——劳动力要素的跨国交易，这一过程同样促进了中国资本、技术要素的积累，也带动了制度变迁，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标志。对于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尤其是，人均收入较低、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意味着内需在短期内难有大的挖掘潜力，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开放经济部门仍是最优的选择。

    然而，金融危机对这一发展模式带来的教训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必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仅是虚拟经济的危机，更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从虚拟经济层面来看，是由于美国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和滥发信用所致，这不仅使得名义供给大大扩张，也泡沫化了有效需求，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则是现有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危机。一方面，美国之所以能够较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是由于保持了多年的低通胀增长。低通胀则主要来自所谓的“全球化福利”，即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廉价商品以及对美国工资增长的抑制。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元的全球化，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元流动的不平衡。为了弥补债务，美国被迫采取了滥发美元信用的方式。当然，这些都只是逻辑的简单推理。反过来看，则是美国滥用了“全球化福利”，滥用了美元霸权。可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化的美元与主权化的美元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经济周期的体现，危机只能被延缓，但不可能被避免。能做的是，尽量延缓危机的爆发，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损失最小化。在美元继续成为全球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元全球化继续发展、美元主权化难以根本动摇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约束美元霸权、加强国际货币协调，促成审慎的美元政策，能够延缓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步伐。因此，建立中美欧三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之间的互动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中国和欧盟在政治上独立，欧元和人民币是未来能够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的重要选择。（这一点是排除日本的重要原因）。其次，中美欧三方可以定期进行国际货币政策的讨论、沟通与交流，寄希望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行为和美元的走向产生影响。最后，从长期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是趋势，在循序渐进地推动这一进程的过程中，主动加强与美欧的沟通，有助于避免该问题被美欧国内过度政治化，从而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