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带给大唐王朝的繁荣盛世（图）

　　编者按：许多历史学家研究大唐王朝为何会盛世？唐朝李世民皇帝算是开明的开国帝王，创造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特别是言论自由，对解放唐朝人思想作用明显，给大唐王朝的创下盛世。

　　    唐人可以作诗撰文批评皇帝、嘲讽贵妃，拿皇帝的故事作诗撰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到以言治罪的横祸。对唐朝文字狱的考证，整个唐朝，仅仅记载一起文字狱。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朝代，也是老百姓拥有言论最自由的朝代。

　　    唐朝，为历史所公认，也为后人所称颂的“繁荣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所谓盛世，不单是社会安稳，物质丰富，百姓衣食无缺，更主要的是百姓言论自由，可以说它是一个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唐朝文人百姓言论自由

　　    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唐人作诗作文批评皇帝、嘲讽贵妃，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到以言治罪的横祸。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共题。

　　    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论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 “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当时“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杜牧这首诗以讽之笔，指出唐玄宗“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只是让皇帝蒙尘。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

　　    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诗的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 ”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

　　     更有一首：《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次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乱伦”，这么敏感的话题。还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

　　     唐朝人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的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取儿媳为妻。

　　    然而，后世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

　　      杜甫诗人放胆写诗评议唐朝

　　      今天遥想“开天”盛世，除了国富民安、斯文和睦，还非常向往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想知道唐代言论，究竟有多自由，杜甫的诗，就是一面镜子。

　　    杜甫《忆昔二首》之二，这样描述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津津乐道的是国富民安、斯文和睦的景象。

　　    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讲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他本人一生担任王朝官员的时间不长，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成都节度使府参谋，前后加在一起，不超过三年。但是，杜甫终其一生，都把自己当作李唐王朝的臣子，忧国忧民，热心热血，热肠热泪，至死不渝。

　　     但是，杜甫决不是李唐王朝谨小慎微的愚忠臣子。他是一个理性、血性的爱国爱君主义者，对于好人好事，他热情讴歌，热情颂扬；对坏人坏事，他勇于揭露，勇于批判。达官贵人、帝王后妃、社会现象、国家制度，杜甫都曾予以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

　　     文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最能反映出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言论自由度。我们随便举些例子，看杜甫是如何揭露、批判过哪些事情，哪些人物，他是怎样揭露，如何批判的。

　　     杜甫揭露、批判过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前人指出，《丽人行》“前半竭力形容杨氏姊妹之游冶淫佚，后半叙国忠之气焰逼人”（施均父语）。形容与叙述之间，“描摹处，语语刺讥”，“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语）。杜甫讽刺达官贵人的时候，决不温柔敦厚，笔下留情。他是一个容易愤怒的诗人，笔下常有千钧之力。受到肃宗宠信、权倾一时的李辅国，杜甫斥之为“关中小儿”，大骂他坏了国家纲纪（《忆昔二首》之一）。

　　    杜甫揭露、批判过唐王朝的兵役制度和税收制度。三个儿子都参了军，其中一个儿子已经战死沙场，这户人家的老翁却要在夜里被抓壮丁，《石壕吏》是对唐朝兵役制度的强有力的质疑和批判。《又呈吴郎》，一个寡妇穷困至极，要到杜甫家门前打枣充饥，她是因为朝廷的诛求、剥削，“穷到骨”了；为了应付战争，李唐王朝不断向百姓强行摊派，杜甫忧念成梦，喊出了“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的口号（《昼梦》）。《奉先咏怀》中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简直就是在控诉朝廷搜刮民脂民膏。

　　    杜甫揭露、批判过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杜甫的朋友郑虔，怀才不遇，生活穷困，杜甫为他打抱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路过骊山，想象帝王在宫廷里的奢侈挥霍，杜甫喊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口号（《奉先咏怀》）；战乱时期，苛捐杂税格外多，普通百姓连糠菜都难以果腹。“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杜甫又为之愤愤不平。

　　    杜甫揭露、批判过李唐朝皇帝的迷信行为。唐玄宗李隆基宠信道家方士，企图通过服食丹药，达到长生不老、永享富贵荣华的目的。地方官吏为了讨好唐玄宗，向民间征求炼丹所需矿物等材料。结果，有一次运送炼丹物资的一艘船在长江三峡（巫峡）触礁沉没了。杜甫听到消息之后，连写两首诗，对皇帝和溺水而死的押船官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见《覆舟二首》）。

　　    杜甫揭露过唐朝皇帝的惧内。唐肃宗的皇后张良娣是个很有心机、喜欢弄权的女人，他跟李辅国内外勾结，把持朝政。肃宗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对此无可奈何。杜甫毫不客气地予以揭露，骂完“关中小儿”李辅国“坏纪纲”之后，紧接着就是“张后不乐上为忙”，张皇后一不高兴，肃宗皇帝就手忙脚乱了（《忆昔二首》之一）。

　　    朋友们，杜甫这是在骂本朝皇帝怕老婆啊！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这可能跟他的耿直性格和犀利言辞有些关系，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他没有因为上述的揭露、批判文字，受到过政府、朝廷的任何查禁、申斥和惩罚。

　　    也就是说，杜甫对李唐王朝的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打击报复。

　　    国富民安，固然是大唐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繁荣的组成部分；言论开放，更是大唐气象的重要内容。

　　    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允许人们说话的。

　　    翻遍历史，没有发现哪一个朝代，是因为言论自由，而中途夭折或寿终正寝的。蝉噪林愈静，或许，正是因为有杜甫等诗人，发出过跟“开天”盛世不和谐，甚至很不和谐的声音，唐王朝才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和谐时期的吧。

　　    文字狱、以言治罪，祸国殃民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

　　    文字狱，以言治罪，不仅仅是毁灭和摧残文化人的生命，而且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辞书之举。但是，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

　　    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

　　    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

　　    最后，连“清风明月”四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如蒜头一样落地。凡涉及 “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

　　    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

　　    乾隆在位六十年，制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狱，几乎一年两起，残杀数千人……由于极其严酷的言论环境，除了极少数隐居遁世的明朝遗老，如黄宗曦，顾炎武，吕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个有个性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于文化太监笔下的阿谀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于精神侏儒书斋的无风险也无实际价值的考据勾沉。

　　    鲁迅说清统治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自尊”。先生还称清朝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这就是钳制言论大造文字狱的所谓康乾盛世！

　　    看唐朝比清朝，方知文字狱是何物

　　    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所有记载的事实，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顷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

　　    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公元684年，徐敬业打出反武的旗号，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写了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锋芒直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说难听了点，这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 ”，是个狐狸精吗？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

　　

　　     唐朝是真正的泱泱大国，故唐人更自信，因这自信而更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说话较可随便些，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而触怒了唐玄宗，终无大灾祸，不做官罢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优哉悠哉！

　　     李白的诗里，可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更不消说，号称“诗史 ”。

　　     中唐时，元稹敢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敢写《长恨歌》——他们或直诋当朝，或喻讽先帝，直书胸臆，居然敢如此大胆批评统治者，真是难以想象。

　　     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把他们捉进大牢，文人们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该写诗的继续写诗，该喝酒时喝酒。

　　     什么叫盛世，也许唐朝给出了答案。

　　     我想此文，也许能给华夏大地21世纪的地方土皇帝，喜欢频频制造“诽谤政府”“诽谤官员”冤案始作涌者，有一点点小小的启示：“以言治罪”，不是共和国盛世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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