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建的儒学与墨家、道家等并称显学，而各学派都拥有自己众多的弟子和追随者，相互间的竞争和交锋也很激烈。在当时其他学派的一些著述中就记载了一些诋毁孔子形象的故事。比如，他们编造了一些类似儿童问孔子太阳的大小及远近的问题难倒了孔子等故事，试图借此否定孔子在世人心中博学多才的良好印象。而在孔子的著述和教学中，却没有这类诋毁对方的记载，甚至还记载了自己在周游列国时受人嘲笑、被人威胁的经历和自己应对这些尴尬时的无奈的状况。相比之下，孔子这样做和这种态度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赢得了更多的理解者和追随者。

 

孔子生前以博学善教著称，但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圣贤，只不过是自己比较好学而已。凡是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他都要明确说明，并一再强调自己教学研究是“述而不作”（意思是，自己所传授的知识和思想都来源于过去的圣贤，并没有多少自己的独创），是在传承前人的智慧和思想。对于一些深奥和难以理解的学问，孔子从不信口开河地随意讲解，他的学生说，孔子从不讲当时的时髦话题——“怪（奇怪的事和现象）、力（看不到的外力）、乱（违反制度和规律的事物）、神（人们崇拜和惧怕的对象）”。直到晚年，孔子还一遍一遍地研读难度较大、道理深奥的哲学方法论著作《易经》，以至读得串联竹简的牛皮绳三次破损断开，而他却不肯轻易对这本他亲自选定的教材发表议论，只是一再地深思和体验，将自己学习的心得融会在与学生的交流之中，不做过分的张扬。

 

在治学处世等方面，孔子都表现出具有自知之明的高尚品质。一次，孔子与学生子贡聊天，说到学生颜回的学习体验能力，子贡认为自己只能“闻一以知二”（意思是，懂得了一个道理，就可以迁移出其他两方面的道理），而颜回可以“闻一以知十”。孔子听后很赞赏子贡有自知之明，并说自己也和子贡一样，不如颜回那样有过人的智慧。

 

为了使自己和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本人、把握自己，孔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见《论语·为政》）意思是，我十五岁就开始立志求学，到三十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明确的志向，四十岁对世间的事情有了自己的判断，五十岁能够摸索出一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六十岁遇到任何顺心和困难的事情都能泰然处之，七十岁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事而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在他看来，人的能力发展和成熟程度是有定数和规律的，没有必要的人生历练和岁月磨难，一个人很难一跃成为能做大事的人才。为此，人们应在有自知之明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阶段性目标与外界提供的机遇相对应、相匹配，而不能在最适合学习的时间去工作，也不能在七十岁时还犹豫不决地徘徊。

 

同样，一个人有了自知之明，才会对他人情况有更为准确的判断。在这方面，孔子不仅能够将这些道理用于“因材施教”的教学，针对不同特点、经历、秉性、基础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有针对性地教导，还能在处世和传播思想时采取不同的策略。

 

孔子在早年就有雄心壮志，而且曾经周游列国试图谋求权力以施展抱负。当他四处碰壁、深刻反思之后，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要对自己、他人和客观世界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于实现理想的大大小小的机遇，孔子认为是不缺乏的，关键在于自己如何认识和把握。而在对诸多因素的把握中，对人的把握，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把握更为关键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