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今年五一三天假日，北京实现商品零售额十七个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六。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经济危机肆虐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去搜集美国消费的相关具体数据，但是凭一些定性的判断，依然可以看出时至今日，美国经济未见明显的好转，而与此同时，美国国民的消费热情也是很不高涨。但是，就在此时的国内，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与之相反的景象，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在众多实施“饥饿营销”的汽车厂商面前，人们的消费热情却很高涨。

　　就连我个人，今年也成为我的消费年。任凭对未来工资预期的降低，任凭未来工作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消费热情却也是有增无减。当然，我绝不是为了响应什么国家扩内需、保增长的号召，也不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保障比资本主义要好。

　　细想一下，其中的确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缘由。

　　经济危机在国外，国家遭殃，国民涂炭，二者之间多是正相关的；但在国内，却未必。我们老说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系于一身，但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国家财政富足的时候，国库丰盈的时候，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天大的实惠；企业发展的时候，职工的工资不一定正向增加。更别说中国的农民了，什么剪刀差啊，什么二元体制啊，倒是弄成了二者的负相关。反过来看，国家的税收减少了，国民并不一定跟着遭殃。比如现在，企业盈利能力减少，国家税收减少，国家好像很是担心，但现在通货紧缩了，老百姓手里的“三瓜两枣”倒是更值钱了。原来没危机的时候，我们手里是有钱，但要么物价高的吓人，要么股市跌的可怕，要么银行利率低的离谱，最终消费没增加多少。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可悲的国民财富分配体系救了中国的内需市场。

　　另一方面，东西方迥异的消费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时候，一个人贷款买房买车是极其平常的；而我们呢，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候，都在忙着攒钱呢，消费——以后再说吧！等到经济萧条了，美国人不敢超前消费了，我们则是手里的积蓄没处投资或者不值得存的时候，急忙消费去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和分配格局，决定了国民在这一时间段的消费劲头。至于可持续不可持续，那就不一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