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院”当了和尚的知名历史学家是谁
　　　　
　　　　贺宏亮
　　　　
　　我春节期间在看黄永年先生所记录整理的《吕思勉文史四讲》（中华书局，2008）。黄先生在“代序“《怀念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文中，记叙了吕思勉读《二十四史》的有关情况。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小故事：
　　吕先生记闻之博还可举个例子。有一天，翼仁同志问他：爸爸，元代的“知院”是什么?这是个不常用专门名词，吕先生可不慌不忙地马上回答：“知院”就是知枢密院(枢密院是主管军事的机构)。我当时在旁边听到，后来翻过《元史•职官志》，果然如此。可是差不多同时，就有一位颇为知名的史学家在所写的作品里把“知院”臆解成和尚，又不肯去查《元史》。我认为人之高下正可从这种看似细微的地方分辨出来。（页7）
　　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我想知道这位“颇为知名的史学家”是谁？
　　首先想到的是吴晗。因为大致翻看过他的《朱元璋传》，对里面的彭和尚印象很深。当时我还注意到，据记载毛泽东对书中关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彭和尚的一段描写提出过疑问。吴晗在1949年《朱元璋传》的修改本中，对彭和尚的为人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还称赞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特地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毛、吴两人对“彭和尚”的不同态度，真是非常微妙。毛泽东还认为，吴晗不应当片面认识朱元璋的残暴。那是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的措施，否则他的皇帝位就坐不稳。而吴晗在建国后的修订本中，居然把朱元璋改得更坏了，而且还送书给毛泽东，这不是捋老毛的胡须吗？其书生气也着实令我吃惊。牧惠就写过文章(《〈朱元璋传〉的两种版本》，《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1月1日)，认为是吴晗的书生气招致其悲惨的结局。
　　我翻出《朱元璋传》看了看，里面倒是有个“元将张知院”。但彭和尚应该和“知院”没有关系。让“知院”当了和尚的知名历史学家不是吴晗。
　　这件事情就暂时放下了。
　　前两天突然读到了关于《孔雀胆》的一些论说，让我想到郭沫若的这篇戏剧也是写元末群雄蜂起时的故事，就找出《郭沫若全集》来查找。呵呵，结果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中，收录有《孔雀胆》，其后附录了“《孔雀胆》的故事、《孔雀胆》故事补遗、《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二三事”等好几篇“创作札记”类的文字，在“《孔雀胆》的故事”（见该书第250-257页）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驴儿达德、苏成等人在《梁王传》中有名。因而遭了我的利用。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我因为他的名字有点像和尚，便让他做了和尚，而且还让他懂得医理，作为了梁王的侍医。
　　郭沫若接下来还说到：
　　建昌阿黎氏是后来羌奴所嫁的夫家，我把他利用了来作为“明二”的代身，而使他和段功发生了联系，也就成为后来与羌奴结合的机缘。这些不用说都是我假造的。就是明二的金蝉脱壳计也是我假造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对于历史疑案的一种解释。
　　我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这些书里面的《明玉珍传》、《巴匝拉瓦尔密传》、《阿盖公主传》、《顺帝纪》、《云南土司》等篇，还有就是上面举出的雪生所辑《脉望斋残稿》及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等。
　　按照我的个人看法，郭沫若确实是想当然地把“知院”当成了“和尚”，而他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由于“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所以我认为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史实错误。但是，《孔雀胆》本身只是一部戏剧，我们能否以学术的眼光和标准来要求它呢？考虑到黄永年先生撰写文章的时间是1981年，他“认为人之高下正可从这种看似细微的地方分辨出来“。我想他写文章的时候，虽然没有点出郭的名字，但可能还是带有一点点不屑与厌恶的情绪在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