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工作种类庞杂、头绪繁多，其业务或职责涉及到优抚安置、民间组织管理、社会福利、城乡低保、救灾救济、人事教育与社会工作、区划地名、基层政权与社区管理，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民政部门素有“不管部”之称。此间的“不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说是不管，其实什么都管”的含义——民政干部常常揶揄：别的部门不管的，都归我们管——这句话看上去虽然“有点情绪”，但确实还是实话实说。

　　按公共管理理论的说法，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现代化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精细化。所以，古代有“六部”，而到今天，就演变成国务院的29个部委，10个国家局，24个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以及14个直属事业单位。于是，各种各样的国家事务经过“三定方案”的职责分工，分配并归属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大部分政府部门，其工作领域是相对稳定的，其职责范围也是比较明确的。在一个政府部门的内部，职责分工也大致如此，同时相互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与我们的常识相符的有机联系。

　　但是，民政部的情况却与上述“常识”大相径庭，其工作领域和职责范围经常发生较大的变动，其内部的各项业务之间也很难看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句大实话，民政工作确实有点像是“被别人挑选完了以后”的“剩余工作”的“大杂烩”。但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政府职责分工，世界各国亦然，最终总会有一个部门——不管称谓是什么——要出来“收拾残局”，这是国际惯例。因为民政工作的“剩余性”特征，加上民政工作服务对象的边缘性特征，在盲目追求GDP的年代，民政工作自身也一度被“边缘化”。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频频发生的高风险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民政工作以往的“剩余性”却促成了其“开放性”的特点，有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产生，一时无法确定其职责所属的，常常会考虑由民政部门来接手。民政工作以往的“边缘性”又成就了其“亲民性”的特点，使之与社会贫弱群体最为贴近。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往民政工作中负面的、消极的成分，现在却成了正面的、积极的因素。

　　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政工作的亲民性、开放性的特点，使之成为一个最具“动态性”的“发展中”的政府部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和调整，民政工作可能已经形成其比较稳定的核心部分，譬如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区划地名、婚姻管理、殡葬管理，等等。但是，民政工作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后起之秀”，譬如社会福利、基层政权与社区管理，民间组织管理、城乡低保、社会工作，等等。民政工作的边缘始终是模糊的，尤其是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这些领域中，民政工作的扩张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原来针对“三无对象”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工作，现在正在逐渐演变为面向全民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而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的“依托”和“抓手”，已经成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

　　民政工作这样的发展态势，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民政事业经费的增长看出端倪。相关研究表明，从1978到2005年的28年中，民政事业费增长了52倍多。从90年代中期至今，每年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两位数，最高达到38%（2002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与政府财政的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然而，1978到2005年，民政事业费的增长主要仰仗优抚安置和城乡低保费用的增长，2005年的民政事业费可以说是“三分天下”，优抚安置和城乡低保各占三分之一，而其他业务的经费加起来才占三分之一。

　　如果说，民政事业要从其模糊的边缘进一步求发展，可能要找到新的生长点。因为现在的“大头”——优抚安置和城乡低保，可能已经接近“拐点”。用“开放”的政策视野看问题，优抚安置中安置工作下一步可能的发展方向，也许是用教育培训手段来完成退役军人从军队到地方的转换，但这样做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城乡低保中农村低保资金的中央财政配套还有争取的余地，但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帮扶方式，譬如资产建设的介入，再图发展的余地也就有限了。

　　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正在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脱贫”走向今后的“消费”，要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开发内需是当务之急。加上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以及之前对残疾人服务的欠账，面向全民的普惠型的社会福利服务大有发展余地。因此，这应该是今后一个阶段民政工作一个新的生长点。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工作，也必须在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找到自己基本的、核心的职业的和专业的社会定位。

　　回头看2000年的民政经费，除了优抚安置一家独大，占到40%以上，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救灾救济几乎是平起平坐，各占15%上下，剩下的才是其他业务。随着城乡低保的发展，社会福利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但是，如果能够超越民政工作模糊的边缘线，社会福利这一块发展的空间应该是最大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要实现这个超越，就要根据民政工作本身的特质，放开政策视野，充分利用同样处于民政部门职责范围之内的社区和社会组织这两个“依托”和“抓手”，再次向外扩张。以社区为依托去开拓养老和残疾人服务事业，可以在“面上”做大，也就是说，可以在数量上取得突破。以社会组织为抓手去开拓养老和残疾人服务事业，可以在“点上”做精，也就是说，可以在质量上取得突破。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就蕴含在其中。

　　要实现这个超越，民政工作者一定要有心胸、要有远见。改革开放30年来，民政工作每一点进步，几乎都是在与上上下下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的斗争中取得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民政”才是民政工作改革唯一的出路，甚至是唯一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