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曾问过我：你不觉得在中国读法律很悲惨吗?

　　《律师文摘》2008年会系列发言（之三、四、五）

　　王人博 张千帆 周大伟

　　
　　

　　方向不是指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王人博

　　首先我代表我向江平、张思之、王工先生表达敬意，因为今天讨论的话题主题是“中国律师何处去”，我认为向何处去，它不是一个方向，或者方向不是指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说实话，江平等三位老先生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说明了向何处去。所以我相信方向是活出来的，不是指出来的。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我本人并不是个律师，我是站在讲台上混饭吃的，但是通过《律师文摘》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朋友”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中国人古典意义上的朋友概念，我们总是说孔子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当律师跟法官成为朋友，开发商跟国土局局长成为朋友，老师跟学生成为朋友的时候，我就知道朋友这个词的含义已经扩大了，但我还是固守着孔子意义上的朋友概念。“朋友”这肯定不是一个词，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孔子的解释，师门里面有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那就是朋的关系。那么友，我就想到中国人来表达友的三种植物，叫松、竹、梅，统称为“岁寒三友”。我认为朋友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人，知己。说实话我经常用朋友这个词，我认识了律师界的朋友，称之为知己也可以，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审美情趣，特别是我的老同学陈惠忠先生，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认为他是律师界的一种火把。

　　我不是律师，是在讲台上混饭吃的人。但我认为律师也好，教师也罢，大家同生于一个江湖，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江湖。我就以一个站讲台的教师的身份简单说两句，我认为教师也好，律师也好，就是在二元结构里面生活的，我把它称之为顺从和抵抗。人活在这个世上，特别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你不得不顺从，用李长之评价鲁迅先生的话来讲，就说人得生存，人得活着。为了活着，你必须不得不顺从。这就是为什么法官跟律师能成为朋友的原因之一。同时律师也好，教师也好，内心还有一种声音叫抵抗。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恶，太多的邪，太多的冤，太多的屈，我们不得不抵抗，抵抗也是一种生存。

　　我认为人的生存有两种，两个境界，一个是俗，一是雅。我特别喜欢我教过的学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王老师我这人俗，我是专家，但雅是我的本行。也就是说，老师也罢，律师也罢，可能我们要同生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俗的世界，要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我们不得不赚点钱。同时我们还要雅，那就是抗争，那叫抵抗。我这个人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常妥协的人，我想要生存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雅的，一个是俗的。我想律师也是这样，律师面对的邪恶、冤屈可能比我们教师看得多。刚才讲的那个案子，牢头狱霸，警察打死人，法官判案不是按照法律，是按照其他的一些江湖规则来判，那么这些律师可能见得更多。

　　今天来了很多的学者，教师也一样，我们站在讲台上，三尺讲台也不只是一个象牙之塔，它也是一个江湖。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挺肮脏的，挺无奈的，但是大家都要活着，首先要活着，要生存，所以律师要跟法官成为朋友我能理解。但是当律师和法官成为朋友的时候，当然律师还是有底线，你不会永远把他当做朋友，因为律师跟法官本身不是朋友关系，可能我们内心还有一个坚守着中国古典的那个朋友的概念，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活法，一种生存的方式。我要告诉我自己的，或者说也是与律师朋友共勉的就是我们还是在另一个世界活一活，就是雅的世界，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抵抗。

　　抵抗这个概念我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得来的，因为最近我没事干，一直在读鲁迅的文，也读鲁迅本人，我本人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很崇敬的，鲁迅是能够代表中国的“战士”这样一个概念的人。我认为律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既是一个顺从的法律专家，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是个“战士”。你要跟恶、跟邪、跟冤和屈来作斗争、作抵抗、作抗争。抵抗的人具有审美价值，是可敬的人，但未必可爱。一个俗人为了生存而顺从，那是一个大儒主义者。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活得挺难的，不管是学者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活的都挺难。但是也恰恰中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的人生更丰富多彩。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中国这个江湖。谢谢各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陈凯歌曾问过我：你不觉得在中国读法律很悲惨吗?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特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教授 周大伟

　　我是第一次参加《律师文摘》年会，很受启发，针对这个题目我只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说中国律师向何处去，我有两个感悟。一个是模式上，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我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模式，现成的模式就是先进国家的一些方式方法，但他们的方式方法也未必非常完美，他们也在反思。所以如果说向何处去还是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模式现在看来悬念并不太多。

　　我考虑的可能是其他的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向何处去是乐观的态度还是悲观的。面对现实我听到很多悲观的想法，所以在这儿我宁愿从比较乐观的角度谈一点我自己的感悟和经验。

　　我想把时间的镜头拉回到20多年前、30多年前，我讲两件很小的往事。一件是在1982年，我有一次坐火车从北京到重庆，正好跟陈凯歌、黄健中住在一个卧铺车厢里。从北京到重庆要48个小时，整整两天两夜。在聊天当中，陈凯歌跟我讲了一句话绕梁绝响，让我终身难忘。他说你是学法律的，你不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读法律是件很悲惨的事？我当时听了确实很难受，一句话没讲。他话的意思是对我的法律专业不幸深表同情，好像有一种潜台词在讲，挺好的小伙子看上去不呆也不傻，你在中国学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学法律。当然他们是到四川去拍电影，后来据我所知，这个电影也遭到了封杀，我也挺不厚道地有一点幸灾乐祸，觉得好像在中国拍电影也是挺悲惨的。

　　第二件事我自己也很难忘。我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当辩护人的情景也是非常难忘，当时是在四川合川县云门镇给一个抢劫犯出庭辩护，当时我还是学生、实习。记得合川县云门镇是一个挺有名的地方，当年中国的一位学者梁漱溟在那里做过乡村调查。当时为了下乡宣传法制，就选了一个当地的大庙，庙里面是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带着小孩来，把小孩放在肩膀上、放在筐里。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噪音很大，大家全不认真听，但就在审判长宣布下面由律师开始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时候，整个大庙在一刹那之间安静下来。我当时的感觉好像自己在见证历史、创造历史的感觉，当时就感觉到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我面前的这些普通的乡民，他们可能经常看到公安说跟我走一趟，把人抓走了，也看到一些人说把这人拉出去毙了，也看到就地正法的一些事情，但从来没见过律师还可以为罪犯辩护的事。

　　这是离我们现在并不太遥远的，也就20多年前。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非常短暂，我马上意识到我实际上是在逢场作戏。因为我的辩护词在几天前法院要去审查的，而且等我讲完了以后，审判长把已经油印好的判决书当庭宣读了。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一种很欣喜的感觉。

　　回想起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如果说西方这个词大家不太愿意听的话，我们开始走进近代和现代化社会的时候，中国人一百多年前开始把鞋分成左右脚、把公路分成左右侧，把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大学，把医院分成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把整个司法人、法律人变成法官、检察官、警察和律师。这些东西在很多年以前好像都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但现在看来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符合人性的东西，我想只要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迟早的，或迟或早它都会变成一种社会的常态、一种社会的常理。

　　距离我谈的这两件小事到现在将近1/4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现在看起来中国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进步，而且这些进步和在座的法律人有很大的关系。也许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律师可以出庭辩护了，从哪一天开始某一个不合乎人道的暂行规定被终止了。一次次的辩论，一次次的庭审，一次次的修法，人们看到中国进步的脚印。和这些进步有关的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血和火的战争和革命，也不一定是一个又一个所谓理论口号的诞生，也不一定是一场又一场改朝换代。

　　从今天看来，当年陈凯歌在火车上嘲笑我们学法律时的绝学，今天几乎变成了显学。我们读法律的很多年轻的同学，今天已经可以比较自信地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他们可以当法官、检察官、警督、法学教授、编辑、记者、企业家。所以中国法律人在这段时间可以讲生逢其时，我们正在享受一段千载难逢的美好时光。

　　有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在《中国大历史》结尾写过一段话，说中国缺乏西方的法制，这个制度对中国人残害很久，现在被铲除，很少有人为它流泪。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是从事法制生涯的人们的黄金时代。

　　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乐观的。当然我们光有这种单纯的乐观还不够，我们还是要实实在在的工作。一方面要看到这样一种乐观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很多方面。最近国栋先生也是请我给《律师文摘》写一个卷首语，一下写得很长。其中有几段话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这些年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整个官僚机构、在各行各业的知识背景的变化，有越来越多学法律的人开始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讲了个笑话，第一代领导人军人出身，可能是打基地的。第二代领导人学工科出身，是搞大楼主体建筑的。第三代很可能就是学法律、学经济管理，是搞房屋装修的。说着说着把我们学法律的都放在第三代领导人里了，我们当不了第三代领导人，我们搞搞房屋装修也可以。即使这个大楼还不完美，还有很多蹩脚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建得更采光、更通风、更和谐、更平衡、更人道。

　　总而言之，中国法制道路还很漫长，任何一些乐观的期待或者悲观的猜想，都很难改变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法律人需要有比其他领域的人更多的耐心。谢谢。

　　律师要形成自己的共同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千帆

　　我觉得中国律师确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力量的代表，江老师把中国律师比喻为“人权的卫士”，是非常贴切的。律师确实是在脚踏实地为中国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与主张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的祸国殃民言论的那些人正好相反。中国目前确实是有很多人不高兴，而律师就是在中国踏踏实实地为这些人解决不高兴的那一群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律师做事非常不容易，我也经常在想怎么帮助中国律师团队向前发展，但很惭愧，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的司法界，包括律师界的发展状况都不是很理想。不仅是法院不公非常严重，律师当中搞各种各样名堂的也有不少，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怪律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的司法体制所造成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答案，我想律师还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团队。

　　几年前有人似乎提出过法律共同体这个概念，首先我觉得律师就要形成自己的共同体，没有这个共同体，单个律师面对法庭和当事人就是弱势群体，他就不得不被迫去做一些违心、违法的事情。在很多国家律师本身就是个很强有力的团体，在我们国家例外，包括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北京，律师协会的选举状况都非常不理想，这样律师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团队。今年我们也看到北京的律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遭遇很大的阻力。我个人对很多律师的努力是感到钦佩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做事情是如此不容易，要比学者不容易得多，我们只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不能发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要比我们大得多。

　　我们恐怕是不能完全依赖像我们国家律师协会这样的团体，期望他们能为法律共同体做什么事情，我们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要有自己的资源，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全国形成律师自己的团队。《律师文摘》我想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这几年的合集都寄给我，我也看了，确实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太好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比较强调中庸之道的，过犹不及，太好了在我们中国也是不行的，这是为什么《律师文摘》遭遇了那么多的困难，包括年会也遭遇了那么多的困难。我是希望《律师文摘》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下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