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祥 说学逗唱 忆 曹老


说 学 逗 唱 忆 曹 老

 

刘利祥

 

    谭汝为按语  为悼念曹聪孙教授,征文组稿三月来,共收纪念文章近20篇,既有来新夏、刘树新等老先生的文章,也有天津师大师生撰写的多篇文章。其中津门青年才俊刘君利祥对曹聪孙先生与侯宝林大师合作 于1961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万言论文《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进行了精细而中肯的评论,生动而充分地展示出曹聪孙教授治学路径中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利祥君笃实诚信,勤奋好学,思路开阔,治学扎实。在数度合作中,显示出非凡资质和发展后劲,堪为可造就之才。现将其文刊于此,推荐博友诸君细心阅读,当有收获也。

 

    母校天津师范大学现代汉语学科的领军人物、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曹聪孙先生于2008年1月26日病逝。一位巨擘的离去,使我顿感悲恸。我虽与曹先生无师生之缘,但经常自吾师谭汝为先生口中获知曹聪孙先生的为人正直与治学严谨,我对曹老先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而今天,我要以说学逗唱“相声化生存”的另一种轻松心情来追忆曹聪孙先生。

    我是一名青年律师,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自幼业余喜欢相声、快板等颂说类曲艺作品的创作表演,曾组织参与多次大型演出和公益活动。遗憾的是始终是语言修辞学的门外汉。由于文史理论功底的薄弱,在创作相声快板作品时,语言的匮乏、修辞的缺失、阅历的不足是常常困扰我的三大问题。

 

    2009年2月8日,谭汝为先生在发出《关于悼念曹聪孙教授的征稿启事》后,给我发信写到:“曹聪孙教授发表的文章中,有五篇文章,涉及曲艺语言。尤其是与侯宝林合作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研究相声语言和修辞的专题文章。我突发奇想,请你设法查找原文后,我们一起构思研究,写一篇专题文章。作为曹公语言研究的一个另类的侧面,将是很有意思的!不知尊意如何?”我欣然应允,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

 

    寻找曹先生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资料首先就成了问题。几经周折之后,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我在尚未装修完毕的天津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找寻到了1961年12月25、26日的《光明日报》,终于可以一睹曹聪孙先生与侯宝林先生合著作品《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的芳容。大快朵颐读罢之后,慨叹此文堪称相声大师侯宝林与语言大家曹聪孙珠联璧合的合作。时至今日,仍对相声艺术及语言修辞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曹先生在本文开头就提到:“相声,以其喜剧型的独特艺术风格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为,相声不仅在内容上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而且在形式上丰富多采、生动活泼。”这给解放后上升为艺术的相声重新进行了定位。

 

    该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相声艺术中语言的文学色彩”。曹先生讲到:“象戏剧一样,相声的创作是以矛盾冲突为基础的。它的题材非常广泛,表现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高潮和解决都十分凝练、集中。相声所揭示的矛盾,有些是本质性的社会矛盾,象新旧社会的对比、敌我斗争等;有些不含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如一些文章游戏、酒令形式的绕口令等。但是,相声艺术的基本特色却是幽默和讽刺。讽刺敌人,也讽刺落后现象。”接下来,人们为什么听了相声会发笑呢?曹先生给予了阐述:“人们听了相声,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笑声。这是由于相声在我们面前暴露出敌人的丑陋,揭露出现实中的某些缺陷、某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违背的情况,以及预料中的言行和实际言行的某些差异。相声所肯定和否定的人物事件是赤裸裸地那样明显,那样突然,以致听众在瞬间就能有所反映。”

 

    讽刺是相声的生命,但歌颂相声与之相得益彰,这也是解放后,相声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曹先生写到:“有些以歌颂为主的相声段子,实际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方法来歌颂党歌颂人民和各种新事物,它所组织的材料和所表达的内容也脱不出上述的规律。”讽刺与歌颂,形式内容的虽不同,但相声创作表演的舞台技巧和文学及心理学规律运用是相得益彰的。接下来,曹先生谈到了相声中的文学语言艺术:“相声还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由于它的内容所决定,相声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是加过工的人民语言,即文学语言。因为文学语言最易明了,最准确、生动,最富有音响性和色彩。只有使用散文的、戏剧的、诗的语言,才能更好地感染人,也只有在相声语言中,使用各种积极地修辞方法,才能收到优异的表演效果。”接下来,曹先生举例相声《万紫千红绕营房》使用的散文语言、传统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勾勒财主狗少的形象的描写、相声《昨天》和《夜行记》对人物语言采取的艺术概括手法等予以佐证。

 

    曹先生在第一部分中还提到:“相声中的文学语言本身还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比方说,它有戏剧语言的某些特点:多样化、富有表现力,特别接近口语的规范。可是它又有戏剧语言所没有的特点,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可以在人物描述、事件说明之后立即出现。有的相声还有诗的语言的某些特点:带有感情色彩、具有鲜明的音响性和节奏感,使用复杂丰富的词汇,语言中有叙述的、疑问的、感叹的停顿等等。但它却不是诗句,在形式上并不像某些诗那样整齐,而且又是夹叙夹议的。相声语言不只是要使人了解;还要使人感受。它不只描写现象、事物;还要表现出表演者对待它们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声艺术中语言的文学色彩又是极为明显的。”

 

    第二部分论述“相声中文学语言使用了几乎全部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这也是本文的精髓所在。曹先生讲:“消极修辞的准确、通顺、平整、严密且不必去说,就是积极修辞的辞格、辞趣,无论是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或是音味、声调等等,都包罗无遗。”接下来,先生分“材料上的辞格”、“意境上的辞格”、“词语上的辞格”、“章句上的词格”四大类,将譬喻、借代、映衬、摹状、双关、引用、仿拟、比拟、讽喻、示现、呼告、铺张、倒反、曲解、讳饰、设问、感叹、拆字(词)、藏词、飞白、复迭、节缩、折绕、转类、反复、对偶、排比、错综、倒装、跳脱等三十种修辞格在相声中运用的实例一一列出,涉及到《英雄小八路》、《挂票》、《当行论》、《前沿日记》、《夜行记》、《戏剧与方言》、《普通话》、《昨天》、《妙语惊人》、《卖布头》、《戏剧杂谈》、《不同风格》、《神仙辞职》、《英雄小八路》、《珍珠翡翠白玉汤》、《小神仙》、《爱便宜》、《社会主义好》、《捉放曹》、《扒马褂》、《登山英雄赞》、《好哇好》、《改行》、《牵牛记》、《绕口令》、《肯尼迪小传》、《歇后语(俏皮话)》、《我爱乒乓球》、《妙手成患》、《家乡鲜花遍地开》、《空城计》、《舞迷》、《保镖》等三十余段相声作品。曹先生引用的这些作品横贯古今,兼收并蓄,跨越传统与现代,融汇讽刺与歌颂,囊括单口、对口、群口,鲜明的体现出了相声作品中文学语言的修辞特征。时至今日,除去时代背景与政治色彩浓厚的应景作品,这些作品中仍有大部分至今被国人所喜闻乐见,尤其是生命力较强的传统作品。而其中无论是传统相声还是现代作品,诸如《夜行记》、《戏剧与方言》、《昨天》、《卖布头》、《戏剧杂谈》、《捉放曹》、《我爱乒乓球》、《妙手成患》、《空城计》、《舞迷》等很多段子又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经典点睛之作。

 

    在第三部分,曹先生谈到了“辞的意味和辞的声调在相声艺术中也是极端重要的”。这一部分虽然短小精悍,没有详细论述,但对于相声表演的舞台实践已经有了开拓指导性意义。“相声是表演艺术,所以言语声调的抑扬顿挫,逻辑重音的选择,词组和句法上的停顿、突接、延缓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声调,举个例说,在《昨天》中,说到‘洋车丢了’的时候,要注意把声调拖缓,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否则很快地讲出来,观众反而在这不该发笑的地方,笑起来了。”通过这段的论述,读者才可以真正领教相声乃“文学艺术与语言艺术”的璧合,而相声语言中决少不了文学语言和修辞方法的应用,所以曹聪孙先生才将相声的特点概括为:“精警凝练、机趣洋溢、辛辣讽刺、纵横淋漓”这经典的十六字。

 

    我还在曹先生的理论成果中,发现他对于中国的俗语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研究,他有影响的著作包括1985年4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俗语选释》以及1991年9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俗语典》。这套在国内较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俗语专书,选择了常见的具有口语通俗性、广泛适应性和完整述谓性的俗语定型语句为内容,准确精当。用例、出处全部见诸古籍,藉以说明俗语的典范性和传承性。解释则文约而义固。曹聪孙先生讲到:“俗语,是一种具有口语通俗性、广泛适应性和完整述谓性的定型语句。或者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口头流传的一种通俗的话。它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比喻形象,鲜明生动。俗语充满了真知灼见,是生产生活中智慧与经验的总结,也是有一定教育意义和很强表现能力的言语艺术。它不仅‘摭千古之虑,成一家之言’,而且是‘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俗语去雅取俗,口传心授,历时久远,流布极广。”相声是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师徒传承方式主要也为口传心授,可见其与俗语有着一脉的渊源。相声来源民间,表演过程中一大部分均为俗语,其中包括口头语、歇后语、方言俚语、秘密语等。此书中所收条目,系古代典籍、元明戏曲、明清小说中可以查到出处和用例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流行的俗语,对相声的创作表演也有很积极的意义,尤其对于俗语“追根溯源”能够让相声演员不再说“糊涂相声”。我们也可推断曹先生对于俗语的研究可能发轫于《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一文的写作,至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谭汝为先生曾回忆曹聪孙先生:“曹先生平时似乎不苟言笑,令人敬畏,但每与曹公促膝畅谈学术人生,如沐春风,常灵犀一点,拈花微笑。曹先生对相声语言素有研究,常于侃侃而谈之中,小诙谐常旁逸斜出。在先生俯仰人生的开怀欢笑中,可窥见其开朗幽默之情怀。”但曹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就对相声有如此深入系统的研究,这让我与谭先生师生二人也顿感有意外收获。

 

    相声在旧社会是下九流、撂地杂耍,只能称之为“玩意儿”,并不被人看重。解放后相声被提高了位置,走进了文艺殿堂。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聪孙先生对相声语言的研究堪称前无古人。此文总结之精细,说明曹先生对相声作品相当熟悉。他的研究手法大胆而深入,力图把讽刺与歌颂相声相结合,运用语言修辞理论对相声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至今无出其右者,也可称后无来者。难能可贵的是侯宝林与曹聪孙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的合作,研究出的理论成果必定令人信服。文学理论、舞台实践水乳交融结合在一起,给人以启迪。

 

    已故曲艺理论家、相声作家刘梓钰先生在《相声艺术的奥秘》一书中,曾讲到:“相声是以语言艺术为主的综合性艺术。语言是相声艺术的第一要素。相声艺术所引发的笑声,大多源自语言这个要素”。其中,刘梓钰先生以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的角度,分析笑料是如何制造构成“包袱”的。尤其在论述相声语言的修辞一节的时候,借鉴引用了曹聪孙先生列举的诸多典型相声段子中运用修辞的例子,并加以深化研究,最终得出“以语言为主的综合性恰恰成为相声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性”的结论。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在《笑的艺术》一书中,从相声语言的民族风格、地方风格、时代风格、情采风格四个方面,剖析了相声被称为“语言的艺术”之原因,从研究语言风格的角度把握了相声艺术的规律。其中,薛宝琨先生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相声作品中的例子,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修辞是实现相声语言以上四种风格的灵魂,是它让相声成为了艺术。薛宝琨先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角度、深度、广度以及时代特征上,较曹聪孙先生《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一文予以深化和发展。

 

    此篇著述走出了新路。相声演员和语言学家结合共同研究,克服了各自角度的不同。相声演员虽有舞台实践加上创作经验,但苦于语言理论贫乏,很多经验只会口传心授,不能跃然纸上。而很多艺术分析文章大多就事论事,罗列现象,很难升华。语言修辞学家,即使喜欢,听过相声,也很难深入进作品和艺术表演之中,终有“雾生看花终隔之憾”。例如马派相声代表人物马志明先生,就是典型的天津人性格,其很多作品对文学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他创作时没想到,但不见得没做到。如今,相声总体在走下坡路,根源问题在于相声表演界创作队伍薄弱,理论升华研究也差,过了半个世纪,仍能看出曹聪孙先生与侯宝林大师合作此文的筚路蓝缕与开拓之功。

 

    曹先生(1928-2009)作此文时33岁,正是壮盛之年,难得有超前的意识和拔出流俗的思想境界。侯先生(1917-1993)当年44岁,长曹先生十岁有余。1961年三年度荒自然灾害之中,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们渴望从相声艺术当中,从笑声当中抚平度荒给人们带来的比较消沉的心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总结归纳、深化开拓,无疑为60年代文革前期曲艺一度中兴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当然,这篇论文在将近50年前发表,至今已相隔半个世纪,社会沧桑变化。这篇文章虽有当时的生硬歌颂之处,乃时代所限,另有一些当时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之处,乃理论所限。但作为后生晚辈,时至今日,当我从发黄的报纸堆里翻出这篇文章来,仍然感觉亲切并有收获。任何人并不能脱离时代。在近半个世纪以前,曹先生与侯大师共同撰写的此文,对我们充实知识研究相声和舞台实践表演相声都有很大启示。

 

    曹聪孙先生治学路子独辟蹊径,他对于语言学研究、词汇学研究,善于贯通古今,打通中外。正如谭汝为先生提到的:“他词汇学研究有三大特点:一是打通中外,二是涵盖古今,三是关注群众的语言生活,力图解决当代社会语言突然冒出来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所以,他做的是踏踏实实的真学问、活学问、大学问,而与那种靠奔走干谒而获虚名微利的轻浮学风,与在象牙塔里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孤芳自赏的学院派学风,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曹聪孙先生的研究作风在当前学界,尤其是语言学界意义非凡。他做学问,不是赶夜、奔叟获得的浮名,而善于将语言学研究理论与实际结合,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30岁时就已经拔出流俗,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青年人来学习的。

 

     曹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但对相声为何如此精通呢?我们也不得而知。曹先生逝世后,从他的论文篇目当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五篇关于曲艺研究的文章。除去与侯宝林合作的《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5、26日)。还有《关于尖团字与舌尖音——读〈谈京韵大鼓的演唱〉》(载《天津演唱》1979年第3期)、《由单纯语言因素构成的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载《群众艺术》1981第11期)、《启颜解颐,笑林探幽——笑话创作方法述论》(载《群众艺术》1983年第12期)、《模糊言语,歧义共存——〈巧嘴媒婆〉技巧浅析》(载《天津演唱》1985年第1期)。

 

    专题分析曹聪孙先生对于相声的研究成果,是谭汝为先生交给我的重要任务,但碍于自身能力水平鄙陋浅薄,所以只能用说学逗唱的方式来追忆曹先生。《试论相声的语言和修辞》一文,认真读之,洋洋万言,独具特色,令人惊奇与艳羡。当年,曹先生与侯大师共同署名,我们也不可考证,二位巨擘缘何走到一起。但可以推测的是,这是曹聪孙先生发表的语言学研究长篇著述,也极有可能是其正式发表的长篇处女作。我等热爱语言文字与说学逗唱的后辈,自当站在巨人的肩膀,在新时期创作表演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作品,还相声“笑的艺术”的本质,让生活充满笑声,以告慰泉下的曹先生。


参考书目:
曹聪孙:《中国俗语选释》,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年4月版。
曹聪孙:《中国俗语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版。
谭汝为:《词语修辞与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刘梓钰:《相声艺术的奥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版。
薛宝琨:《笑的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侯宝林:《侯宝林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王文章:《侯宝林表演相声精品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冯不异、刘英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四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