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之前的30年，展现在中国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将会是一种常态，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如果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下去，把贫穷从中国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中国似乎变成了充满希望的、富庶的高地。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袭击了中国，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寒冬下出现了“痉挛”。及至现在，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敢拍胸脯地说已解释清了中国经济出现“痉挛”的原因，更没有人敢说自己已找到了应对危机的策略。

　　L型调整或V型调整的言论是哗众取宠的行为

　　猜测一旦披上预言的外衣，希望就会抢先于计划。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根据一系列市场数据信号断言：中国经济将会出现L型调整或V型调整。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言论。因为按照逻辑主干演绎出来的结论，多半是错的；脱离逻辑主干从事实中归纳的，多半是对的。

　　    若中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济问题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够解决，我想这也是不符合事实和规律的。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这些并不清楚。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当前经济学家们提出的L型和V型调整的言论只能给人们传递这样一种信号：“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

　　事实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是理论。提出L型调整和V型调整言论的专家们在提出这样的言论时，其实忘记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本质。对于广大的老百姓说来说，经济发展应该是他们的收入增加，能够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一个高的、单调的增长数字。为经济增长速度设定一个目标，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同时也凸显了经济学家对专业能力的过分自信。

　　在不破坏环境、尽可能地节省资源的情况下，增长速度高可能会使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但若为了要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源，通过加大投资去实现它，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社会又无法完全消化，就会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和资金、资源沉淀。这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不符合中国当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我们经历和大萧条一样的坎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几乎变成了一个“公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萧条中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有关资料表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产品过剩多是诸如房子、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话等商品，这些商品在当时那个年代是被当作耐用消费品的。

　　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给他的国民许诺：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两只鸡”和“两辆汽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

　　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美元的新高度。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正是从生产者经济向消费者经济转变、从生活必需品消费向耐用消费品消费转换的时代。在消费者经济时代，人们的购买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消费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购买到商品，而是如何以公平的价格买到优质的商品。如果企业不能以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价格生产商品，企业就会出现“销售阻力”。

　　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本轮出现“销售阻力”的产品主要是住房、汽车、高级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危机其实就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人们的需求多是刚性需求，经济的波动幅度和几乎和人口增长同步，除非发生天灾人祸，这些产品的产量波动不会太大，是不太可能发生现在这样的经济危机的。

　　耐用消费品就不同了，耐用消费品不是大众的核心消费品，消化这些耐用消费品需要一定的收入、金融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却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迅速扩大。这样，按照经济高涨时期设计的产能，一旦遇到遽然萎缩的市场需求，周期性的过剩就成为必然。因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由过度消费引起的。

　　启动内需必须打垮“销售阻力”

　　经济增长的主体永远是企业和商业，而不可能是政府。要使企业能够持续成长，就必须打垮“销售阻力”。要打垮“销售阻力”，必须了解耐用消费品的特征。耐用消费品的特征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因此，要使人们能够消费得起这些耐用消费品，必须一方面通过工业技术进步降低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需要发展信贷消费。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很多企业为了销售自己的商品，不断地利用广告去刺激消费者的神经。但是，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所实现的节省一个重要的功能应该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然而，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而是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企业高管更高的薪水和奖金，以至于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完全消化全国的产出。

　　生产过剩促使企业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停放着两辆汽车。有些人显示出过度消费的征兆，家里停放着两辆汽车，购买了两套甚至更多的房子。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贪婪地吞噬着俗世的商品，一些人如农民工仍然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处于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尴尬境地。

　　化解危机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过去，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市场的地理扩张，通过拓展国外市场消化积累起来的巨大产能。然而，要化解当前的危机，并保证经济的持续成长，必须进行社会扩张。所谓社会扩张，就是通过调整社会当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结构，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增强产品的消费能力。美国走出大萧条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具体就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形成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耐用消费品的最大市场群。由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面临的是内需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内需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生产和投资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有市场需求，我们可以加大投资迅速实现产能扩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出去，要知道，生产出来销售不出去比生产不出来更可怕。因此，激活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而要激活内需，不仅仅要从经济方面展开，还要进行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

　　变革的困难不在于方案本身，而在于如何突破既得利益者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因此，化解当前的危机，我们不能把今天遭遇的问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偶然性的事件，甚至不能简单看成几年就可以过去插曲，这次危机对我们提出一个根本的挑战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遇到了问题，什么地方遇到了问题。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创造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种种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是应对这场危机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几项财政或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