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在每年春天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要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列举一系列数字说明一年来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我国的反腐败，没有事先防范的机制，基本上是采用事后查处的形式，“民不举，官不究”。许多高级干部腐败案，作案者都是混迹官场多年，有老辣的权力斗争经验，“关系网”密布，再加上串案、窝案结成的“生死利益同盟”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腐败的成本大大提高。从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各级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67505人。据中纪委公布，仅2005年就有11071名党员干部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其中移送司法机关7279人。[1]官方公布的数字，即现实中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案件，只是社会腐败的冰山一角，只占腐败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它只能反映官方反腐败的努力程度，而不能说明腐败的实际情况。

    要了解官场的实际腐败程度，有一个计算公式：

    被查处的腐败案件＋腐败黑数=实际腐败数

    所谓“腐败黑数”，是指确已发生但未发现，或虽发现但未惩处，  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官员数量占腐败官员总数的比例。国际上习惯用百分比来表示腐败黑数的大小。我国的腐败黑数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估计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2]这就是说，查处曝光的腐败案件仅占腐败总数的5-20％。

    因为腐败的隐蔽性，这个腐败黑数是无法简单求解的，但也不是哥德巴赫猜想，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专家内部论坛”公布的资料，令人触目惊心。这篇资料不像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我真希望权威机关出来辟谣，否定了这些数字)，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是拿不到这些数据的。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数字均出自这篇题为<五百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3]的文章。

 

从银行存款年度增加额超过工资总额看腐败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达三千亿元”。这等于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一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三千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经费)也存进了银行。 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还是增生了三千亿。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十省20万名企业职工调查，2003-2004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占81％，低于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2002年，全国不到lO％的人拥有居民存款的50％，收入最低的10％的人仅拥有1％的存款。[4]低收入者仅有很少的存款或基本上没有存款。大多数中高档工资收入者(包括大部分干部)每月都要消费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工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存入银行的只是工资的一小部分。增生的钱，先要补齐全国工资总额，然后才能多出三千亿来。所以，增生的钱是：三千亿加补齐消费掉的工资数额的黑数。超出工资总额的三千亿，是官员非法收入的下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这件事情，标志着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敛财。

    从1983～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在工作报告中都公布了查办腐败案件所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累计金额达491．3亿元，平均每年25亿元左右。这是官方公布的20年来腐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量。[5]

卡内基梅隆基金会的裴敏欣认为，1999年一年中国腐败的总经济成本为3430亿元，占GDP的4．79％。[6]对照银行2001年三千亿以上的非工资收入存款，外国人的统计数字可能更接近中国官场腐败的实际情况。如按1999年后每年三千亿元计算，十年累计贪官掠走的金额则达三万多亿元。

 

从七省市高级官员的个人及配偶的财产看腐败

  2006年4月初， 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三百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1800万；山东省，平均700～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O幢，面积500～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O幢，面积600～850平米。

    最近，一批离退休干部和学者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以遏制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自从1988年有关方面起草《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收入的规定草案》到现在，已经拖了20年了。这个期间，在199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其内容是只报个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只在内部向组织报告，不向社会公布，人民无法监督。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增加了报告财产的内容，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致使本应成为“阳光法案”的规定锁入黑箱。

    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用了22年。如今成了执政党，20年制定不出一部不利于官员贪污腐败的法律，可见自我约束之难。《法制日报》援引全国人大官员的话说，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据说尚需三个前提条件，即：必须实行个人财产登记贵名制；必须从制度上和技术上解决个人财产数据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法律上划清公职人员财产公开与个人必要隐私的界限。这事要真想办，两天就可以划清，若是应付公众，糊弄民意，再过20年也划不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阻力来自哪里?就是那些财产在七百万以上的官僚特权阶层，那些隐藏的“大老虎”。试算一笔账，一个正厅(地)级干部，月工资不过六千元(2006年实行的工资标准)，加上各种补贴，合法收入超不过一万元，就算他“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一元钱不花，一年最多只能积攒起12万元，三年36万元；干部配偶一般级别较低，工资加补贴约等于正厅级的二分之一，按每月五千计，  三年积攒18万元，夫妇二人合计54万元，加上以前低工资时代的储蓄，超不过一百万元。按上述七省市地厅以上干部财产的下线七百万元计算，还有六百万财产来路不明，若按上线，则有1300-2400万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公布出来他怎么解释?他当然要投反对票。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7]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但也有许多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从夫人抢购黄金看腐败

    2005年11月份，投资者为了规避日元贬值风险，减持日元，购入黄金，推升了黄金价格：基金的大举进入更是提升了黄金市场的人气，黄金价格一路上涨。 11月29日，国际黄金现货价格在亚洲市场报收每盎司500．40美元，创1 8年来新高。受国际黄金价格走势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11月份黄金交易价格随国际黄金价格一路飘升。高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吨!

50吨黄金是个什么概念呢?等于五万公斤，等于五千万克。2005年11月份50克小金条加权平均价为每克124．23元，50吨黄金价值人民币62亿元。官太大们手里掌握着62亿元以上的流动资金，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

 

从高干子弟暴富看腐败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四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 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  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今天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说明。所谓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制定的描述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数学模型。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O．3以下为“好”，O.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社会就要爆炸了。而目前的中国，已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O．5。中国社会目前已超过“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共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原来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三人以上，现在把参与人数提高到20人以上。中国群体性事件十年内增加了六倍，2005年已突破了八万起，是大动乱临近的信号。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从暴富路子看腐败

    官员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

    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1999年，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等人因在澳门豪赌，惊天腐败案东窗事发。马向东是个嗜赌如命的赌徒。据其交代，他是在一次到美国引进项目时迷上赌博的，从此一发不可收。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1997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也忍不住伙同其赌友宁先杰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进行豪赌。马向东赌博每一次输赢都是十几万、几十万。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始终都是赢家。为何?马向东自己交代，由于他是掌权的副市长，每到赌场，早就有人为其买好筹码。输了自有人做东，赢了则一律装进他的腰包。

    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两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引进。

    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倒卖获利。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云烟出厂价约为4500元，市场售出价9000元，每箱可赚4500，倒一万箱就赚4500万元。有权批条子的干部批张条子出来，就有几万、几十万的回报。第一个拿到条子的人(当然是接近领导的人)为不露马脚，  并不到烟厂提货，而是倒卖这个批条，过几道手，层层分肥，最后提货的人根本不知道批文怎么弄出来的，他也没有给领导干部行贿，那位领导干部又“光明正大”地给另一个“有关单位”批条子出来了。[8]

    四、倒卖地产，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福建省常委陈少勇利用职权为其关系人批地150亩，靠银行贷款买进，以项目名义占用，  而后闲置，等待升值。案发前每亩已经升值20万元，陈少勇与地产商净赚三千万元。[9]

    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4万辆。如1998年被查处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包庇十万辆走私汽车及其它走私案件，涉及金额达千亿元人民币。[10]

    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账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两亿元，其它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四千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 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曰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四千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飘升至16亿元。[11]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多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1100万元。某省原三个正省级干部的12个子女包揽建设工程，倒卖国控物资，短短几年内，都聚集了上亿元财产。[12]

    八、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这种类型的诈骗玩得最大的是一个叫刘五一的神秘人物。只知道他出生于1953年5月1日，是某军队大院的子弟，自称“行伍16年，从宣传干事做起，后来看淡世事，转战于商场”。美国普尔斯马特是一家国际知名的经营仓储式会员商店的零售商。 1996年刘五一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取得了“普尔斯马特”商标在中国的使用权，成立了北京普马集团。在接下来的八年中，共在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个城市开设了46家连锁店。据中国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委托律师调查的结果显示，普马是“靠采取全联互保、资金高度集中转移的方式融资操作，靠占用银行资金和供货商资金来滚动铺点、滚动融资”，形成了大市场、大零售商的假像，银行和供货商看到的是虚假的繁荣。事实上，普马是有预谋的：它的结算中心设在成都，并没有设在其总部所在地北京，以便抽逃资金时逃脱有关方面的监控。据查证，普马拖欠的货款、银行贷款和抽逃的注册资金总计达到20亿元以上。 2005年2月刘五一从人间蒸发。[13]

    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操纵股票市场，大户吃散户的案例。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用一元钱一股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原来规定大股东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  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忽然宣布“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价格买卖。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股民利益的保护。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和大户连手吃散户，宣布解除对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14]

    十、利用国企改制发财。东能集团董事长王某向某领导行贿1500万元后，以四千万元收购有4．6亿总资产和1．9亿净资产的国有企业。上海福禧投资公司张某向官员重金行贿后，以十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136．22亿元总资产和53．1 3亿元的净资产。原中包无锡分公司总经理曾某通过设立多个裙带分公司，将国资一亿元转入裙带公司，然后金蝉脱壳变为港商。[15]

十一、买官卖官，官市火爆。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绥新案件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  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沈阳市17个“一把手”落马的情形时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16]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九百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厅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17]在腐败猖獗的地区和单位，形成了打击排斥廉洁正派干部的“逆淘汰”风气，这是腐败得以蔓延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