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造车人生不逢时？

——《与中国汽车同行》读后感

作者\周丽君

【汽车自修室】

他本有机会去台湾，可能也会被国民党外派到美国的福特、通用等学习，没准就像目前在国际大型汽车企业担任要职或承当重要项目的不少华裔。但最后仅是目送同学们去了台湾，自己则留在了大陆，晚年创作了《与中国汽车同行》，作者的名字叫赵晟。

出生于如诗如画的江南小镇，却一头栽进了兵荒马乱的八年抗战，期间兄妹三人不愿当亡国奴，积极响应沦陷区学生踊跃抗战的号召，西进至由蒋经国执掌的赣州时，作者有幸进了机校自动车学院。

当时该校教务长徐庭瑶将军认为，应集中国力组建机械化部队来应战是当务之急。可惜连年的战火早已透支国力，学校不仅难以保证基本教学，甚至被鬼子赶得疲于逃命。但即便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代，不少学长还是被送到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底特律三大”深造。后因内战，不仅包括作者在内的后继学子赴美求学之梦终究破灭，而且所在的我国第一所汽车专业院校也名存实亡，沦落为战争机器，大批立志造车救国的学子纷纷作鸟兽散。

连年战争不知道让多少造车人生不逢时！

新中国成立后，作者在北汽度过来了大半身，是北汽自主造车的骨干，经历了井冈山、北京牌、212吉普车、东方红等。

与一般人看法不同的是，作者将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视为我国轿车制造的重要里程碑，让作者叹息的是当时“多快好省”的思维彻底违背了造车规律。

当时北汽为了和一汽争第一，当时还叫“第一汽车附件厂”的领导决定三十天内送轿车进中南海，向毛主席献厚礼。干脆把“第一汽车附件厂”的牌子也换成了朱总司令亲自提名的“北汽汽车制造厂”。

三十天能造出什么轿车？不过最后还是把一辆“井冈山”轿车送进了中南海，虽然给大腹便便的领导们留下了“进出不方面”的印象，但第一辆却大大激发了北汽人的政治热情，很快开展百辆井冈山大会战，要参加国庆大游行。可惜最后只有二十余辆“侥幸”通过天安门广场，多数趴在长安街东西两侧动弹不得，成了一堆堆废铜烂铁。

大跃进第二年的1959年恰是建国十周年，北汽又要抢第一，要造高级轿车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乘坐，贺龙给定了个“北京牌”的名字。结果却因自动变速器打滑，在筛选阶段就被淘汰。

吸取前两次教训后，北汽在制造东方红轿车时就耐心多了，作者觉得就设计而言并不亚于当时流行的丰田皇冠，但这样一个项目硬是被四人帮扼杀了，东方红轿车和大型机压磨具等也成了堆积如山的废铜烂铁。

井冈山轿车和北京牌轿车是流产，东方红轿车则是被扼杀，作者感叹“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当然，也不清楚期间因政治运动让多少造车人生不逢时。

幸亏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作者也由技术人员成了与国际汽车巨头谈判的专家。从参与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北汽与美国AMC）开始，从引进项目、技术，以及在利用外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算“技术换市场”理念的提出者，虽然目前该理论受到诸多质疑，但必定前后环境已大变样。

当然，期间也有令作者惋惜的，诸如政府管制太多，不仅使得雷诺-9没有引进北汽与克莱斯勒的合资企业，而且也使得广州标志引进的车型长期落后等，都为日后合资产品或合资企业的没落与破产埋下了伏笔。作者也叹息激励不足，使得原本优秀的车企领导纷纷倒在经济腐败问题上。

总而言之，本书虽然是赵晟的八十自述，但于字里行间中却透露着由于战争、政治运动，以及政府管理落后和激励不足等，使得很多造车人生不逢时的这一严峻的“大造车环境”。但纵观当下，战争显然不存在了，向伟大领袖献礼也是没机会了，政府管制也大大放松了，车企领导的收入更是成倍增加了。

应当说，我们的造车环境不断优越了，越来越多的造车人不再是生不逢时了，那么，我们的造车人是不是可以少点怨天尤人呢？尤其是那些掌握优势造车资源的车企老总们是不是可以少点合资多点自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