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解决学生就业”是开后门还是作秀？

-----对《山东潍坊人事局要求每位干部解决3名学生就业》的质疑

文/汪华斌

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要求每名干部至少要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该新闻公开报道后，有人说是政府官员在作秀；也有的人说是因为自己的子女没有安排就业，出台一个合法的后门而已。我却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有，那就是既开后门又作秀；这样就又一个政绩出现了。

从公开的统计数据看，当地大学生就业的确困难重重；如2009年潍坊市预计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4.5万人，而原来尚未就业的还有5000人（估计统计偏小）；这样就约有5万名毕业生需要就业。然而潍坊当地高校2009届毕业生的初次签约率最低的仅为1%—2%，所以2009年的大学生就业将十分困难。所以人事局要求每名干部为3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每个科室（单位）必须完成帮大学生就业的任务。带着这样的任务，干部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到企业和社会上去找门路及想办法。当然因为亲疏远近的关系，落实这项任务自然是以开后门为主了。由于这些人没有能力发展经济，所以开展这样的活动也不会增加当地的生产力；最后只能是开后门安排一些有关系的大学生而已。

首先来看我们的大学生就业促进的活动，我国的人事制度放开已经快二十年了；依然没有出现社会上争先恐后抢大学生的状况，倒是把大学生一再贬低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大学生不是生产力，自然也就不是人才了。现在任何单位安排大学生除了关系外，还有什么必要来增加成本呢。所以现在政府建立什么的快速通道，都无法改变我国基本不用大学生的状况；因为用人单位没有岗位是中国绝大多数单位的实际。

我们通常知道一个管理学理论，挖渠放水；可现在我们所有的就业渠全部满了，你没有新渠；那水能往哪里放。如此一来，你建立什么样的平台；水还是不能放。就如有的用人单位对我说的，我们招聘会照常去；实际也没有打算要人。如果有特别优秀的，顶多作为预备人才进一些。试想，依靠这样的就业单位；我们的大学生能顺利实现就业吗。

我们的确有一些措施能解决就业，可改革开放不能倒退成了制约这个措施的主要借口。如我到过一些地方去探索经济发展，也提出了很多解决当地就业的项目；如我对某街道提出投入建立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资金投入500万；但可安置3000—5000人就业。结果这里的政府部门能用卖土地的钱去办歌唱会，却不愿意对这个新办企业投入。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政府现在是对国有企业实现退出，如果我们再投入办厂；那不是违背了市场规律吗。结果我提出的劳动密集型就业的企业因利润低，没有私人老板投入；而国有资产又不愿意介入，自然这几千人的就业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无独有偶，我后来到一个地方去咨询生态农业；也是设计了一个产业链，需要投入资金3000—5000万；可实现安置当地劳动力二万人以上。同样因为政府不愿意投入而流产，而当地政府同样也因为有钱请明星而闻名；但却对就业机会的投入全部不认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官员的共同想法。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都不支持，而对我们社会大学生的就业也就更难了；除了支持大学生自己办公司外，我们社会用什么能保证这个分散知识群体的就业增长幅度。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的确对外资企业很欢迎，但外资企业可不是按中国大学生的增幅来设计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增产幅度；因为他们是按自己的利润率进行产业结构的选择。

有人为大学生献计献策，实际只是讲授一些学生们之间竞争的技巧；而不是开拓了一个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大学生就业的路在何方，我看现在是没有人能说的清楚。我却认为造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原因，是我们的改革本身造成的。一是改革后，我们突然提拔了一批20多年的年轻人充实到所有的干部岗位；结果这些人论资排辈也要到四十年后，所以我国将出现整整两代大学生无法充实到干部队伍的现象。此外就是国有企业全部只裁员而不进人，使大学生循环接班的主途径堵塞了；这可不是整整两代大学生无法安排的问题，可能实际影响一直到中国的人口下降为此。是啊！改革总是要有人牺牲的，结果我们这现代大学生成为我们改革的利益缺失者；所以大学生毕业就失业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事了。

其次我们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还不是公平的竞争经济；因为我们现在效益来源主要集中在全民所有制的蛋糕上。而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并没有进行公平分配或改革，一些占用或占有者成了所有者；结果我们本想引导的个人自由竞争就业，成了关系或权力就业；在知识与能力还不是生产力的时候，谁会用人才而放弃关系；所以我们大学生虽然都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但他们与用人单位是不平等的；因为他们缺少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被动就业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自主择业却使社会不公更加严重。我们经常看到，公务员考试第一名的进不了公务员队伍；而理论与实践双第一的人也只有下岗的命运。这实际体现的是权力的自由选择，本质上是“以权谋私”；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真正的人才闲置，社会生产力自然不会进步。

目前我们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一次性就业率，即每年七月份大学毕业生的一次性签约率；一次性就业率的高低诚然能够反映大学生就业状况，但是这一指标反映的只是大学生毕业时、而不是毕业后的就业状况。换言之，具体到一个毕业时签约的大学生；他“毕业时签约”不等于毕业以后仍然在就业。有一项调查表明，2002年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者占总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为13.6％。根据我们很多高校的规定，如果大学生不签约就不发毕业证书；所以很多大学生是为了证书而签约。而当证书到手后，他们宁愿失业而不愿意委曲求全；而有很多单位本身就是给大学生们签的假就业和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签约率并非真正的就业率；更不等于知识与能力的竞争，所以对大学生的学以致用恐怕是一个长期难以达到的目标。

    我们看到，所有高校并没有因为大学生就业难而萧条；相反依然红火，而且依然的旧的教育方式。如我们最普遍存在的商学院，却没有一家商学院有现代ISO9000等方面的教材；结果MBA培养出来了，到了单位竟然不能开展贯彻ISO9000的工作；你说这单位能要你去吗。而我在国外大学见到的ISO9000教材竟然不一样，原来他们是建立在大学所依托的行业编写的个性化教材；而我国社会上流行的ISO9000教材竟然是一个模式，这既是我国贯彻ISO9000形式主义的根源；也是我们的大学生被用人单位看不起的原因。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依然是几十年不变的通用教材；这能培养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吗。

    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应该说与国家政策和配套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学校的教育不改革有关，当然还与我们经济部门发展经济不力有关。如果说人事部门有责任的话，那就是就业不公的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却用人事部门找关系安排大学生，这合理吗；如果不合理，那它不是开后门就是作秀；因为这根本无法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