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赏罚分明，颓世是非不分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 472000）
无论是法治社会还是清平的集权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非清晰，赏罚分明。否则的话，法治社会难以名副其实，集权社会难以维持其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当然，从长期看，集权社会由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除了上级忙不过来的监督之外缺乏制度化、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以及没有实质性的任期，从而导致专权与权力寻租，使得清平的治世少、不公的颓世多，最终导致社会的解体和权力的重新划分。
从长久看，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昌盛、民富国强，必须彻底取缔人治，实行法治。这是最根本的途径，舍此别无它途。这也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无论你能够找出千条理由、万条理由来维系这腐朽、落后的人治，从本质上讲，都是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开历史的倒车，在拆政权的台而不是巩固政权！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改革大方向不变并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呢？没有它法，只有一途：执政者一定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错的就是错的，绝不遮遮掩掩、姑息养奸，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暧昧；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事与物，应该旗帜鲜明，给予一定的肯定或奖励。只有这样，世事才能够清正公平，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否则的话，无异于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曾经这样描写治世之政：“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而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而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是说：对于有德才的人，不依级别次序而破格提拔；对于无德无能的人，不等片刻而立即罢免；对于元凶首恶，不需教育而马上杀掉；对于普通民众，不靠行政手段而进行教育感化。在名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应该像宗庙有昭穆的分别一样来排列臣民的等级次序。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古代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端正身心行为，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对于那些散布邪恶的言论、鼓吹邪恶的学说、干邪恶的事情、有邪恶的才能、逃亡流窜、不守本分的人，就安排强制性的工作并教育他们，静待他们转变；用奖赏去激励他们、用刑罚去惩处他们；安心工作的就留用，不安心工作的就流放出去。对患有五种残疾的人，政府要收留并养活他们，根据才能使用他们，根据职事安排供给他们吃穿，全部加以照顾而不遗漏。对那些用才能和行为来反对社会进步的人，坚决处死，决不赦免。
这段话里虽然有落后的东西，如强调尊卑等级、不尊重法制等。但是我们不能乞求二千多年前的人有今人的思想。不过他还是给我们指出了治世之政是一种用贤罢废、诛恶化民的政治，赏罚分明，可以使人人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有益的事情。荀子提出，良好的执政者应具备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品格和手段，这是他所应做的三件大事。
那么如何做到是非不乱、人才辈至呢？“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有我们今天的话说：“对那些带着好的建议而来的人，就用礼节对待他；对那些怀着恶意而来的人，就用刑罚对待他。这两种情况能区别开来，那末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会混杂在一起，是非也就不会混淆不清。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才的人不混杂，那末英雄豪杰就会到来；是非不混淆，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这是处理政事的要领，只有这样，道德学识高尚者才肯出来为国家做事，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象俗话说的那样：“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执政者一定要有鲜明的操守，远离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唯唯诺诺、善恶不分、顺风倒之徒，亲近那些刚正不阿、穷不改志、周而不比、敬老爱幼、坦坦荡荡、泰而不骄者流，如是，社会自然安静平和。
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尊重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如法治、民主、自由、人权等，善于及时处理政事的就能够强大，取得民心的安定，而搜刮民财只为少数人所用的就会灭亡。善于执政者希望民众富足，民众富足了国家才能强大。纵观那些曾经勉强存在的国家只是让公务人员富足，亡国的一定只是富足了统治者自己。执政者自己富足了，而老百姓贫困了，这就是荀子讲的，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所以，荀子通过审察历史，得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这才是治理社会的必然规律啊！
2009年5月14日星期四，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