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教授不仅书是去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加冕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危机预测家，这个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此次中国之旅异常轰动。和以往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权威的无限崇拜不同，中国的同胞们在5月11日的“学术交流”中，向克鲁格曼发起了火力甚猛的攻击。他们胆量的增加或许要拜眼下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所赐。然而，胆量替代不了见识和境界，那些攻击又多少显得有些贻笑大方。龙永图先生居然可以在一个凭借国际贸易理论创新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面前耍起“比较优势”的大斧；张维迎教授竟然对“边际”和“平均”这样经济学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个叫严介和的人，说了一大堆话后，克鲁格曼干脆、只得承认自己听不懂。不知道这三人能否代表当今中国官、学、商三个领域精英的水平。

那么克鲁格曼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当然不是，只是那些发起攻击的人无法看到而已。克鲁格曼的“局限”在哪里？颇具讽刺的是，它恰恰就隐藏在那位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对克鲁格曼的恭维中。李稻葵说美国经济当局采取的政策是“超级凯因斯主义”，即“凯因斯主义加货币主义”。实际上，这与其是在说美国当局，不如是在说克鲁格曼本人。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从思想渊源上说，就是一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派的复合体，这手高超的调和功夫或许得自他老师萨缪尔森的真传。萨缪尔森巧妙地把看似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因斯主义撮合到一起，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克鲁格曼既高度赞同扩大政府支出，也强烈支持增加货币供给，前者属于凯因斯主义范畴，后者则属于货币主义范畴。而凯因斯本人是重财政轻货币的，他认为货币增发并不会一定导致实际购买力的增加，用他的话说是，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与凯因斯相反，货币主义坚信单纯凭借货币政策可以搞定经济危机。克鲁格曼的“兼容并蓄”使他可以吸收两派优点的同时，也同时不自觉地继承这两个派别的缺陷，构成了他理论的局限。也就是说，克鲁格曼的局限源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局限。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内在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进一步分析，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事实上是凯因斯对马克思的一种刻意回避。因为如果象马克思那样，将帐算的收入分配上，那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不是政府花点钱就能完事的，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要进行革命。以凯因斯优越的出身背景来说，他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尽管他深深地知道，社会的总体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有关，但是，他还是对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局限。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罗斯福比凯因斯走的远的多，凯因斯资本主义拯救者的桂冠也是盛名难符。

受凯因斯局限所蔽，尽管克鲁格曼意识到压缩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却不能够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他《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良知》一书主旨就是就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扩大提出批评。而且此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因素，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克鲁格曼对罗斯福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但是遗憾的是，尽管他控诉1980年以来美国的不公平一直在加剧，但他却不认为这会制造经济危机，而这一点是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下了论断的。

货币主义的局限比凯因斯要严重地多，因为尽管他有意抹杀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对于货币主义来说，他们压根不认为实体经济有问题，而是归因于虚无缥缈的金融因素。为全面理解这一点，不妨承接上文，从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说起。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索罗斯一直把奥地利学派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也构成了货币主义的局限，将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因素，而拒绝从实体经济中找原因。

显然，克鲁格曼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来分析当前的这场危机的，象主流学者一样，他在演讲中也是认为危机是金融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言外之意，和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问题无关。

最后总结一下，尽管克鲁格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种种局限，在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上，并不值得过多信赖，而他的局限源自主流经济学。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