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与 私塾先生（下）

（接上篇）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就有“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之语。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云南，乡人纷纷聘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

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错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吓跑了。时人作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笑话极尽贬低嘲讽私塾先生之能事，显然有恶作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滥竽充数的私塾先生，误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轻视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私塾先生地位虽低，但世人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却是很严格的，除了品行端正和学问好之外，还要求塾师教学经验丰富，“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之所以无人请他做私塾先生，并非仅仅因为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因为私塾先生中童生出身者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和“好吃懒做”等坏习气，当然，还有那副酸腐的学究气。

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先生来说，要教好学生，获得好的教学声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字体现了古代私塾先生极其普遍的训教方式及态度，现在看来当然不科学。

不过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大多信奉“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 ”，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过分，“说师不严”的家长并不多。相反，更多家长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一点，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0日第4版，

      作者：崔建利袁明霞；原题《古代的私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