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相当一部分农民是存在一种“焦虑、愤懑、失衡、抱怨”心理，这种心理就像尚没有遇到火星的干柴，而这个“火星”可以是很多，可以是邻里纠纷，可以是一两句不入耳的言语，但以政府的失策、失误、失当、失慎行为为最强烈，往往会头爆青筋，一哄而起，泄满腔之愤怒，他们没有目的，就是发泄。

农民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穷”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以简单的一个“穷”而盖之，还拿我们这的一个小村说事，全村10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丁，900多亩土地，纯农业村，不种瓜不种菜没有“大棚”没有企业，就种粮食。历史上围着小村有一圈寨墙，村外围有一条很大的季节河床，旱季能浇地，涝了能泄洪，那年月虽不富裕，也其乐融融，不遭天谴。不知何年月，村子的土寨墙被推平了，将土填在了村外的河沟里，这下可乱了套了，稍下些雨村子里就积水。村子里建房也没有规划，但还是可以见到四条是属于“街”的，四条街没有一条不泥泞的（刚好前天下过雨），村里的群众对我们的“到来”是欢迎的，但更希望我们能凑雨天来感受感受。说穷与不穷，村民也都表示比从前还是要强得多了，家家都有电视看，有十来家的房子建的那是相当的漂亮，但是村集体穷的是没法说，分地的时候，村里就留了10亩地，承包出去的租金仅是用于机井、水泵等的公共设施的维修，除此之外再没有公共积累，想把村里的路修成水泥路除非天上砸下个馅饼，村民说村里没有钱、村里的路又不在“村村通”政策之内，村子小引不起上级的重视，就只有这样“抱怨抱怨”了，我们问“别的村都怎么能修起来呀”？回答很简单“别的村在上边都有能人”。

接下来想说说群众焦虑什么、愤懑什么、失衡什么、抱怨什么？和群众的侃聊没有什么系统性，群众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归纳总结，总是简单、直接、朴实而激烈，但从群众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感到：一是群众没“奔头”。手里就那么一亩三分地，靠他致富不可能，一年下来打的粮食是够吃了，剩余的换回来的钱寥寥无几，要花钱还得靠外出打工，有劳动力的尚可，没有劳动力的就很难，就是出去打工挣那俩钱也是以翻盖房子、娶媳妇、养孩子为主用，远远供不起上学、看病等开支，群众说就上次跪我们车前不让走那位大嫂，一个儿子30岁了才说上个媳妇，这个儿子几年前曾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了，儿子也不争气，上不成学就一蹶不振，吊儿郎当啥也不干，也不出去挣钱，加上村子的现状弄得迟迟说不上个媳妇，母亲也几近崩溃，精神恍惚，就是孙大嘴说那真的“偏执了”。“经济”这个词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本来经济只是个纽带，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之需求，组织生产，组织供应，最后消费，不同领域互通有无，相互弥补，这中间需要由“经济”去联结和完成（“发展经济”这种提法似乎有些本末倒置），而农民在这个经济链中处在最前端，首先是保证人们吃的，只有了吃的人们是不满足的，还要有用的，农民们就又分出一些人去采矿石，从这时候开始“经济”就开始了，人们把这些被开采出来的矿石“揉啊揉啊”，揉成生铁、揉成钢锭、揉成钢板、揉成冰箱等各类电器，在这个“揉”的过程中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在增加价值，至于加多少吗，市场经济了，不用计算了，物价局也控制不住了，想加多少加多少，加这个钱最后都谁收了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了，像平安保险等各大企的老总们，另一部分通过税收给政府给国家用于了城市建设，而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矿工这些经济链最前端的人们，城市的建设享受不了，汽车、冰箱这些终端产品还享用不了，因为你们没有钱。城市人呢（大部分吧），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各类用品都满足了，不需要了，而“经济”链中还在不停的“揉”啊，产品卖不出去了，相对过剩了，经济就危机了，这时候那些人又想到农民了，搞家电下乡啊，把农民手里仅有的那俩钱也要搜刮到城里来，极不切合实际的“你还娶什么媳妇啊，咱国家人这么多，你先玩汽车吧”哈哈。二是感到群众没“比头”。自从分地以后，各家各户都是单打独斗，互不支持，互不帮衬，劳动力多的、年富力壮的还好一些能折腾俩钱，而没有劳动力的就只有守着一亩三分地苦熬，人比人气死人。更要命的是这些近城村庄的群众与城市人的反差，城市越建越大，楼房越建越高，马路越建越宽，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出门有车坐，城市人整天猛享受，猛玩。农民们也想进去啊，可就当前的现状他们进去能干什么啊，只能帮城里人盖盖楼，供城里人蔬菜副食，给城里人营造玩乐享受的场所，就挣这俩小钱还要和人家讨价还价，还不想给人家。都是土地惹的祸，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农民们能给你们保证有充足的价格低廉的粮食让你们有吃的，而你们吃饱了没有事就猛个劲的“造”猛个劲的“玩”，美其名曰发展城市建设，农民们不种粮食的话你们还玩个鸟啊。农民们实在委屈啊，都怨我们国家的土地太多啊，随便种些什么就够全国14亿人丁吃的，就这国家还要保18亿亩耕地的底线，纯粹是不想让农民们致富，纯粹是想让农民们在这个土地上“提遛”死，农民没本事啊，没“才料”，他们不想种地，但政府却“哄”着他们种，种地给他们补助，补也富不起来啊。土地成了农民们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说到这里想到了茅于轼曾海口说国家并不需要保18亿亩土地红线，不知那老者及于什么理念，但从这个粮食价格看似乎确实没有必要，不如完全交给市场，让农民自由发展，想干啥干啥，先赚钱再说，待到土地不够了，粮食不够吃了，粮食价格自然上来了，也就自然而然会有“能人”去向农业投资，去开垦土地，去发展农业。三是感到群众没“靠头”。经济上没靠头，精神上也没靠头，在部队的时候官兵之间提倡一个叫“双四一”的管理模式，讲的是干部对战士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战士对干部要做到四个报告一个依靠，所谓的依靠就是讲战士有了困难要依靠干部依靠组织，农民依靠谁，经济上村集体一穷二白，精神上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打麻将也得有钱输啊，看电影看不起，听戏请不起，自己搞个锣鼓队秧歌队都搞不起，农民没有约束，没有组织关心，遇到问题没有个解决的地方，没有个开导的人，弄不弄就奔波上访，还总也得不到解决，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就这“三不靠”你说农民能不焦虑吗。

怎么办！怎么办！阿庆嫂说“事到如今好为难”，有科学发展观有群众的智慧，“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废除村民自治法，台湾的大选都是有文化有素养的人还大打出手呢，我们的农民连高中都读不起，还自治什么，纯粹对农民的不负责任。农民还是要组织起来，一部分种地，一部分有组织的外出劳务。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公益建设的投资，要保证农民老了又所养，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保证农民的孩子有学上，这三点做不到我们的政府就是扯淡，践行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