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内医疗改革的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国家统管到市场化，又由市场化回归主张行政权力手段的反复过程。建国后，政府大力发展国内医疗卫生事业，在经济发展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建成了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尽管此时“赤脚医生”是乡村卫生系统的主流，体现的医疗水平还比较低。如果说1979年医疗改革向市场化发展还只是一个萌芽的话，那么1985年医疗要向市场要效益成为医疗改革的重大转折，到2000年甚至要进行公立医院产权改革了，好像如此发展下去的话，国内医疗体系将成为民营资本逐利的又一个战场。然而，医患矛盾对立尖锐，医疗事故频频发生，使得以市场化为方向的医疗改革失去了信心，因此，在2005年我们就听到卫生部高层提出了“市场化非医疗改革方向”的新的风向标，于是乎，一夜之间风向逆转，我们又调转车头，驶向了以“国家统筹管理”、“基本药物制度”等为主流的新一轮试错。
笔者自认笔力不逮，在这里无意记叙宏大的医疗改革过程，只是简单的点明，我们的医疗改革一直徘徊在市场化和行政管理孰轻孰重之间，不断地试错，以期能找出一个“公正”、“公平”而又效率较高的平衡点，也就是说，能够创造出一个让绝大多数人都感觉满意的医疗体系。可惜的是，市场化也好，国有化也罢，并不是“看病难、看病贵”矛盾的最根本原因，甚至投入不足、药价虚高也不是根本原因之所在，尽管投入不足和药价虚高在目前遭到最广泛的批评。而我们这一次寄予厚望的“医疗改革”还在津津乐道于多投入了多少资金、对农民多补贴了多少钱、基本药物制度降低了多少药价，那么，我想问，我们是否抓住了目前医患矛盾的牛鼻子？
目前医患矛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患者感觉看病难看病贵，得个感冒也得到大医院花个几百块钱，一是社区医院不敢去，二是大医院检查费用、药价都高，更有“大药方”等着你，让你牙疼肉紧，但是“生命实可贵”，因此只好“被宰没商量”。另一方面，医生认为自己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受教育的成本、劳动强度都非其它职业可比，可是收入水平（实际的）还不到平均水平，却在现实生活中背负着“医德败坏”的骂名，感觉比窦娥都冤，在各大论坛哭喊连天。那么到底是谁的错？我认为只有错在那个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吐苦水的公立医院管理层，以及他的上层各个管理单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骂是活该的，何况现在大多骂名都背负在医生的身上。
医患矛盾的根本症结所在是隐藏在幕后的医疗管理体系—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医疗官僚体系，是这个官僚体系的贪婪和无能造成了现在的医患尖锐对立的矛盾。据笔者的一个负责某公司某个大区的朋友介绍，一个药品进医院需要过三关，第一关就是院长，第二关是药剂科主任，第三是负责推荐药品的权威主治医师，而那些开药方的小医生，只是小虾米而已，药价虚高的那一部分，他们起的作用有限，主要是“虚”在那三关上了。我们看到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各级高官都有涉及，可是却很少听到某医院院长出事，此诚怪哉。另一方面管理层没有与时俱进的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对医务人员进行管理，是导致医疗效率低下、医生频频违规的重要原因。更深层次的说，国家及各省市卫生和药监部门监督不力，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医疗官僚体系是医患矛盾的症结的话，就应该清楚，医疗体系不是管理太少了，而是管理太多了，少的只是有效的监督。而本轮医改又进一步加大了行政干预范围，比如确定基本药物目录（据说独家生产药物占中药的三分之二，而中药又占整个目录的一半，敢问老先生们这些药物怎么进行招标定价？）、药品各省自行招投标定价等，无疑又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机会。那么如果公立医院改革不铲除官僚体系的话，整个医改就只剩下加大投资和建立更广泛的医疗保障制度了，可是据说在这个神奇的大地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生在确定你有医保的时候会把药价提高，那么这个医改还剩下什么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