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害人的太自由，谁有被害的不自由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被香港政府委任为香港旅游大使的国际影星成龙（我们为他取名成虫），在博鳌论坛说，自由太多，所以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根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民调48%网友认为成龙所言属实。凤凰网做了一个网民调查认同成龙说法的占71.9%，占绝对多数，不赞同的只有24%。
如果成虫拜我为师，我给他改一个字，那他就不但政治正确，而且能够飞龙升天。这就是“中国官人是需要管的”。试着想一想，例如毒奶粉的出现，会爆炸的电视机，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保护，那他们还可以，或者还敢生出豹子胆，横行中华大地吗。太自由的，造成混乱的，引起巨大人为灾难的，是谁？答案很清楚，是“中国官人”。权贵与富豪的勾结，连成一个特权自由同盟，他们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和超级自由。而当今中国道德上的堕落，腐败、淫荡、无耻，最主要的都是这一些精英带头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头大哥的堕落，必然引起小弟的堕落。小弟的堕落，必然有一些波及民众，但是这种波及不会对民众朴素的道德良知产生摧毁性冲击，因为这是内核。
我们今天来看腐败和堕落，过分的身体自由，都是官人特权自由的体现，没有特权，就没有这一些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和性自由。这一些自由，我们也很想，但是连沾边偷窥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成虫说中国人太自由的时候，民众其实是被冤枉的，他们没有害人的太自由，而只有被害的不自由。支持鼓励成虫的，赞美他说实话的人，其实没看到，自己把尿布当了面纱，戴上了有色眼镜，看到所谓真相，其实距离真实十万八千里。
这里的问题是，特权者太自由，造成了混乱，因此移花接木到不自由的民众头上。这种区分是非常必要的。笼统的盖帽子，说成中国人太自由或者不自由，都是错的。例如中国当下市场经济的，该市场化偏偏不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偏偏市场化，这时候你说市场化太多还是太少。还有例如中国的立法，管制市场主体的法规制定得太多，条条款款，互相打架，让你无所适从，而管制政府行为的行政法太少，少得可以让鳄鱼横行，你说中国立法是太多还是太少。
这里很奇怪，当很多人指责中国人太自由散漫的时候，明明是官人的责任，就完全推到民众头上。我们一直要注意，中国的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一种有一个转嫁责任的本能，例如文革，干坏事的都是知识分子，很奇怪古里古怪的，又变成人民的责任。又例如说道德败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那也是权贵精英带头的，而且他们对百姓的侵蚀也是有限的。总是权贵精英生病，让百姓吃药。
而与此相反的是，在1985年之后，中国官人已经丧失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沉湎于私人利益，可是这样的过程，还是中国官人进一步代表中国人民的过程，不仅从政治上代表，而且从经济利益和身体享受上代表。形成官僚集团的过程，就是他们把民众赶出“中国人”的范畴，赶出政治共同体，赶出统一战线的过程。
就像英国的人民，仅仅是一回，或者法国的人民，仅仅是贵族一样。中国官人不高兴，就是中国人不高兴，中国官人太自由，就是中国人太自由，中国官人太堕落，就是中国人太堕落。全不管人民或者民众有多冤枉，批判自由、批判堕落的知识分子，狗血喷人，全部“乾坤大挪移”到了民众头上。这样中国官人越发太自由，民众越发需要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