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和王建勋先生有一场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我之所以“参战”，缘起其实是他讲这么一段话：“（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服务’）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后来大家集中讨论福利国家的具体数据，这段话反而给忘了。在我看来，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理念”，目前还很少被中国社会所认识。值得深究。

王先生的话，体现了工业社会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一百多年前美国一个大老板就讥笑“无产阶级就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言下之意，在家养孩子是不劳而获，对社会没有贡献，属于寄生者。

可惜，在后工业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正在迅速被突破。比如美国最近掀起了一股“主妇潮”，大量妇女辞职回家养孩子，回归“传统”主妇。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主妇并不是集中在“只会生孩子”的劳动阶层，而多是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甚好的中高产。用现代经济学概念看，这也是个非常理性的市场选择。有人甚至精确地计算出家庭主妇应该得的年薪。计算的办法很简单：用美国政府的官方数字统计，把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务等等工作量化，看看如果这些事情按市场价值雇别人来干的话应该是多少钱。结果是，家庭主妇的平均年薪应该为125900美元。而美国人的中等年薪，也是三万多些，家庭中等收入不足五万。你愿意放弃一个快十三万的工作而领不到三万的年薪吗？

这一点，老的市场经济观念是没有计算的。男性主导的文化根本也不承认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几年前，《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一篇报道，讲一个律师如何用他的一生把离婚律师从没有人看得起的职业转化成民事诉讼中最显赫的职业之一。理由很简单，在五十年代，一个华尔街的大老板要跟他夫人离婚会怎么样？他会对被抛弃的妻子说：“这么多年，你白吃我的，白住我的。还不赶紧卷铺盖走人！”为这么一位毫无权利可言的可怜女人打官司会有什么油水？所以，在那年月，若不是沦落到快找不到工作的境地，没人会干离婚律师这个差使的。再看看通用电器前总裁Jack Welch几年前离婚的时候，虽然离婚协议严格保密，但他的前妻估计分到了几亿美元。她的律师，当然也是个最炙手可热的职位了。半个世纪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大大提高。

如今，妇女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价值不但被承认，对社会的价值也已经得到了比较公正的估价。一些统计研究显示：主妇家庭的孩子比起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来在学校表现要好，心理发育更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管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孩子，双亲有一个应该留在家里。我们认识一个家庭，父亲是计算机工程师，母亲是儿科医生，有三个孩子。他们曾经同时请三个保姆，但最终觉得这样对孩子太不负责了，决定父亲辞职在家带孩子。结果当母亲的抱怨说：“我怀第三个孩子时在家对他（指父亲）进行了半年多的职业培训，但他才上岗半年，就已经招架不住了。”《波士顿环球报》还刊登过一位主妇母亲的来信：“我放弃了我的职业和年薪，拉扯三个孩子，并经常到孩子学校当志愿人员，为未来社会培养更为称职的公民和劳动力。我为什么不应该从社会领取酬劳呢？为什么不对呆在家里的母亲进行税收上的鼓励呢？”

如果看看数据，所谓福利国家养懒人、鼓励人们不干活回家生孩子的事情，多半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几个国家，是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从纯粹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上看，这些国家希望一部分人口回家养孩子，以“生产”社会最急需、最紧俏的“产品”：下一代的劳动力。为此，这些社会确实给妇女生儿育女提供了许多补贴。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人为了这些补贴回家生孩子。

我们从小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就知道“扩大再生产”的概念。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种“扩大再生产”主要发生在工厂或公司里。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经济观念已经复杂多了。经济学不仅要分析工厂或公司里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还要研究家庭中的“扩大再生产”。比如，一味压低工人的工资，迫使一个家庭为了维生夫妇两人都出来工作，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也要出来干活。这也许有利于工厂里“扩大再生产”的利润增长，但破坏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过分繁忙的双职工无心照料孩子，过低的工资也是他们无法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结果是下一代的素质无法提高，不能胜任未来的未来产业升级，最终影响整体的经济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发达社会对待那些在家里养孩子的人已经刮目相看，在社会经济政策上不断给她们优遇。这是维持经济效率所必须。所以，中国在设计社会经济政策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因素。低端制造业要升级，就必须避免“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前景，让我们的劳动大军不仅在工作岗位创造利润，还要在家庭中进行有效的“扩大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