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始终处于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经济停滞，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相反，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1929年终于以一场大萧条告终。
1974－75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石油危机导致欧洲美元市场暴涨。崩盘的主要部门是股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地产。
1979－82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石油美元滚滚流入第三世界国家。崩盘的主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灾难波及世界众多国家。
1985－87年：美国金融危机。起源于强势美元政策诱使投机资金流回美国，触发美国房地产和股市疯涨。崩盘的主要领域自然是房地产、股市和金融体系，以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为标志。
1990－92年：日本金融危机。起源于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体系的惊天大泡沫。崩盘的主要领域是股市和房地产，股市跌幅超过70％，房地产跌幅超过50％，灾难很快蔓延至银行金融和整个经济体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1992－93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起源于浮动汇率动荡和美元相对欧洲各国货币以及英镑的持续弱势。国际投机热钱（主要是对冲基金）肆意攻击英镑和欧洲货币，导致英镑和里拉汇率崩溃，被迫推出欧洲汇率机制。
1994－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且迅速波及全球。起源于墨西哥盲目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依照“华盛顿共识”的指示办事），大量热钱流入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投机资产价格泡沫。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债务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盲目金融市场自由化、放松资本帐户管理、弱势美元诱发投机热钱大量流入亚洲和俄罗斯。1996年起，弱势美元政策结束，投机热钱迅速流出亚洲各国，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2000－02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信用市场急剧萎缩。起源于1996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导致大量国际资金流回美国参与股市和其他资产投机。
2007年：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和全球信用市场动荡。起源于2002年开始的弱势美元周期，美联储持续降息诱发房地产市场毫无顾忌的信贷扩张，美国国家负债53万亿美元，相当于居民人均负债20万美元。到2009年，因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心理恐慌与经济下滑仍然没有见底。
一、对眼前的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1、引发眼前的这次金融危机，其主要直接原因是：
一是住房贷款过度扩张，风险控制不严；
二是金融产品创新过度，大量结构性产品太复杂，难以准确估值，风险不透明；
三是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
四是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协调，监管不到位，问责不严厉；
五是中介机构不够尽职，财务审计和信用评级有偏差；
六是金融机构激励过度，薪酬过高，容易刺激管理者冒险逐利；
七是按市值计价会计原则在市场高涨或发生危机时，严重高估或低估资产价值，容易造成财务结果失真；
八是格林斯潘长期推行低利率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
九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领域之间问题传染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监控管理薄弱等。
按中国总理温家保（2008年10月25日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的话说，就是没有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要根据需要和可能，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要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虚拟经济要与实体经济相协调，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三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要使消费与储蓄相协调。
2、引发眼前的这次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是：
2008年10月底，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金融危机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从这场危机中，世界应该吸取两大深刻教训。
“第一个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林毅夫看来，金融危机之所以发展到目前阶段，与美国政府没有很好处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他说：“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就应该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很短。为什么那么短？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由此造成美国房地产市场一度高度繁荣，“代价是房地产泡沫是更大的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更难解决”。随着2006年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愈演愈烈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留下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关注金融创新的隐患。美国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监管又没跟上，这就给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也是不能禁止的，但是创新后，应该了解这些创新产品的好处和存在的弊端，在监管上要跟上，不能只看到好处而疏忽了必要的监管。”
尽管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金融救援措施，但是美国经济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金融机构将会有很大调整，投资和消费贷款会减少，美国经济将会放缓，“但放缓的程度多大，衰退还是严重衰退？时间会多长？目前还难以预料”。
二、金融危机我的“检讨书”
1、经济增长，不一定是好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增长反而是破坏。若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没有极力追求经济增长，而是着手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挤掉泡沫，或许就不会有这次金融危机。
一国经济发展，不能用GDP一个指标作为主要衡量指标作横向比较，要横向比较的话，只能用“人民的幸福指数” 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横向衡量指标。
2、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有缺限。在凯恩斯主义出来之前，“市场万能论”占主体地位；凯恩斯主义出来之后，“政府无所不能”登上前台。市场与政府的缺限同时融入经济肌体，当经济出现问题，增加了症断难度，市场与政府的药方相互制约或相互助长。
市场的缺限要政府干预，但干预要有限度和红线；政府缺限要靠制度来约束；制度要用民主体制来制订和贯彻；民主要靠科学与理智来指导。市场正效应的发挥，要靠制度与道德来维护；制度与道德的建设，要靠政府管理的科学、理智与典范引导；政府管理的科学、理智与典范引导，要靠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又要有适合本民族特色的民主架构。
3、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也有缺限。民主的缺限，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讲得够透彻。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从实践上看，对东方，尤其是亚洲，是不适用的。亚细亚的民主只有靠亚细亚人自己来探索，政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4、市场经济不能放任自流，计划的作用不可或缺。其根本原因是地球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之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可以“放任自流”哪么多年，是因为，（1）西方人口密度小，自然资源相对丰富；（2）野蛮侵夺与归集人类的优良物质与文化。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哪样的条件，世界有一批强权国家在看管着。
后发国家相对资源稀缺性，只能靠国际贸易调济余缺，靠制度的优越改变世界物质与文化的流向。对人口生产和资源的占用，都必须有长远的计划与规划。例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占用土地限制；城乡二元架构等，都是国家人口与资源现实状况所决定的。21世纪的国家，不能放弃国家计划管理。
5、威权政府与民主体制是不矛盾的，民主与威权不是敌人，也不矛盾，而是相辅、相依、相助、相成。从菲律宾、印度、台湾，以及最近的泰国看，“弱政府、大民主”的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在亚洲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对来说，日、韩的民主体制比较成功，但其“依附性”在其他国家不可移植。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固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在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威权政府，除四分五裂外，中国只可能倒退，不可能前进。中国只是要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题下，渐进扩大民主因素。保持威权政府的同时，给法人组织的自主权。坚持自秦汉以来的各级政府的委托代理制。
6、学先进与走自己的路并不矛盾，包容与转化是中华民族的优势。包容，就是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转化就是把别人的东西转化为适合自己的东西。佛教产生于印度，佛教五祖，把他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毛泽东同志把他中国化了，让中国站起来了，发展起来了；欧美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也要把他中国化，让他为中国人民造福。
50年代建国初，我们学苏联，他们自己失败了；80年代我们开始学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也基本宣告失败了，起码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肯定不可持续。小平同志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就是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生活模式，以及经济运行模式。
“中国特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建立在中国原有基础之上，拿来别人的，大家认为先进的东西，转化为适合于中国国情需要的东西。即向世界人民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和有意义的东西，吸纳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并把它中国化，为我所用。不轻言不学什么，也不轻言一定要学什么。体制、文化、经济在世界上的先进性，决定一国的软实力。国家的创新力，是国家软硬实力的核心所在。
7、干部是自私的，人民是无私的。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60年之后，其阴魂一直不散，中国社会始终飘浮着、充斥着封建意识与行为。稳官吏，就是稳江山；人之初，性本善。错了！稳江山，就是稳人民；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官吏，其权力的行使，如不加限制，就是“洪水猛兽”。
相对没有公共权力的人民（指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必须重点加以保护。对人民的保护体现在三点上，一是正面评价老百姓，假设前题：人民总是无私的奉献；二是给人民以基本安全与生活保障，安全就是国防与公共安全，保障就是社会基本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三是对掌握公共权力部门与个人的假设前题是自私的，用制度加以限制，防止公权侵害私权。这三点有一点没有实现，现代国家的江山，就不会稳固。
8、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的标志物，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股份制，但不能让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操控，已经形成的国有资本，不能轻易放弃。市场经济就是要建大而强的企业，才能形成一个拳头，在世界上才有话语权。现在全国形成的国家垄断企业，才是中国的力量所在，存在的问题，只是一个公众利益保护问题，管理问题。
资本集中、提高技术、树立品牌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企业必由之路。但，外资永远不应该在中国市场上作大（分额），私人资本，永远不能操控中国市场。资本不得干预政治，也不得向政冶渗透。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
9、社会道德与国家法制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公民道德教育不应偏重于政治教育。几千年封建社会，视百姓性命如草芥，最高当权者没有人性地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又貌似道德的教化，育成了中华民族分裂的人格品质。使我们的当代某些当权者，说假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假事，戴着道德和时髦的帽子，做着狼都不耻的坏事，人民恨之入骨。
建国60年，始终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道德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机构的行为，政府当局与官员的行为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官风就是社会风气之先；法律与制度的引导是社会建立良好道德氛围的基石；公民个人生活与企业营运中具体体现着社会道德品质的高低。
10、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反党不等于叛国；叛国是分裂国家和因政治原因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叛国者，应全民共讨之，全民共株之；中国大陆应容忍公民反党，但绝不容忍其叛国；公民正常加入外国籍，不等于叛国，应给予公民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力。
在国家和企业经济行为中，为个人获得某种好处而精心策划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视为叛国行为；商业往来中正常经营，因判断失误、客观条件变化，以及业务能力所限，不因主观个人利益导向的损失，不能视为叛国，但应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
三、中国要为创立“人类新文明”而努力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得以复苏，更重要的是世界头号称“最发达、最文明”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倒塌；世界货币——美元的信誉扫地；人类面临一个重新调整世界经济运行秩序，更新人类价值观的过程；甚至要改变人类政治与经济的思维方式。这才是是真正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检讨。
我们不能用“争取世界话语权”为目标，想着如何改变世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改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包括周小川行长的哪篇不足2500字的“超主权国际货币论”，只能把此论作为中国人对世界货币理论的贡献，而不是中国要从中争取到什么利益。要说利益，中国应该鼓励美元继续做大做强，才符合中国这个最大的美国债主的利益。
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任何行为对世界都有影响。更何况只是近300年才落后，前几千年都是世界农业社会的第一强国。就是当今世界，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第二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09年起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引擎，石油消费第二大国，空间技术第三大国，五大核能力强国之一，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大国，世界中低档商品制造大国等等。因此，我们应该且必须为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按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创造人类新文明发展模式。
人类新文明的努力方向与特征：
1、“经济增长”退居二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上升为第一位。
2、考核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指标是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增强。
3、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低层次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达到“共同富裕、平等尊严”的中等和谐；争取“社会发达、稳定持续”的最高和谐。
4、国家与人类之间和平共处，消除政治与宗教分歧，禁绝人类屠杀、贫困的世界和谐。
5、提高地球资源利用效率，适度人口规模，老弱病残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改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循环。
6、人的品质不断提升，道德修养逐步提高，政府、公民、组织之间，实现相融互助。
7、党派与政治组织之间，实现和平非暴力协商氛围，化分歧为理论探索，矛盾学术化，以理服人，消灭政治强权。
8、科学技术得到尊重与全面发展，新科技不断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机遇与进步。
9、联合国，真正成为人类正义论坛，人类道义上的决定，就具有心理上的强制力。
10、任何国家一律平等，国与国之间，任何纷争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通过国际学术权威机构裁决，仍然解决不了的，通过国际公正法院裁定，在一定程序下，无条件执行。国家犯下的错误，由国家当政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国际制裁不伤及人民。
人类不仅要科学发展，还要科学地生产与生活，更要科学地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地球共存。
2009-4-12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公共经济、高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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