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似乎一夜之间由“过热变成过冷”，这不是事实。其实，在2007年底就开始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主要是外贸企业和高耗能企业），2008年上半年，影响的程度已经很深了，只因为办奥运的需要，新闻媒体没怎么宣传罢了。

在中国，既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经济衰退，只是经济增长比例降低了。

200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泡沫繁荣”，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心惊肉跳。主要体现在：国际石油、铁矿石、粮食价格高企；国内GDP增长比例近12%；外贸顺差势头不减等。显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不可持续。

2008年4季度，中国政府连续紧出台一系列强烈的刺激经济政策。2009年初，又连续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等措施，通过投资、减税、产业振兴等，促进国内需求弥补外贸损失，经济保持8%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来说，这些事情都作对了，但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做。

 

一、一方面，中国的问题是某些产品产能过剩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影响很小，中国工商银行反而成了世界第一大商业银行。真正影响的是——国内过剩生产力突显。国内消费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增长，外贸经济的确在下滑，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我记得，在1978年，国家计划努力争取钢铁产量达到3000万吨，而2008年我国粗钢产量达5.4亿吨，30年，中国钢铁生产能力提高了18倍。2007年中国钢材出口量达6271万吨，是中国70年代末最高钢产量的2.1倍。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某些产品生产能力提高速度是惊人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能力提高过快、过大，必然有一部分投资是没有消费市场的无效投资。例如首钢，就没必要花哪么多资金在何北重建。

必须明确：依靠外国消费拉动国内生产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仍然死抱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变的话，中国很难走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也没真正读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

因此，中国在做“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同时，更有必要做“压缩几大产能计划”。要拿出“压缩纺织业产能”的气魄来，下狠心把中国的过剩产能压下来。不压缩，它必将长期扭曲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与调整方向。而且，这件事只能由中央政府来做，地方政府做不了，也不可能做，不愿意做。例如：河北省唐山市的小钢厂，从当地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来看，地方政府“振兴它”是对的，但对全国来说，促其倒闭，对全国整体经济是有利的，无论是从效率、效益、环境等任何角度看，让其倒闭才是正确的。山西、河南等地的小煤矿、甘肃的稀土等，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央4万亿投资的负效应是带动了地方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加大过剩产品的产能。

另外，兼并重组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市场经济就是要建大而强的企业，才能形成一个拳头，在世界上才有话语权。现在全国形成的国家垄断企业，才是中国的力量所在，存在的问题，只是一个公众利益保护问题，管理问题。资本集中、提高技术、树立品牌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企业必由之路。

 

二、另一方面，中国的问题是“人本与国本生产”不足

“人本生产”是指：工业化条件下的农产品生产，人口生产、人的劳动能力生产、人的健康生产、居民幸福地有尊严地生活环境生产。

“国本生产”是指：国家“软实力”生产和“人本生产”能力，新科学技术生产能力、高技术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等。

1、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十分低下。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农业资源没能实现优化组合，其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农村土地资源被大面积污染和荒芜。

2、中国人口生产，呈逆向调节。相对富裕、高文化素养人群少生，相对贫困、低文化素养人群多生。一方面，高品质人群晚婚、少生和不生，甚至出现“丁克家庭”，另一方面，总人口规模，始终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巨石。

3、中国人的劳动能力生产——教育，政府资助，始终没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GDP的 5%-8%），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仍在25%以下，高等教育生产能力低下，建国60年，既没有办成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又没有培养出一名世界级的大师，社会科学走不出大陆。而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开放，尚没有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4、中国人的健康生产，走了弯路，2009年公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算是从头开始，回归到“公共产品”的正确轨道上来了。但效果有待实践检验。

5、中国居民幸福地有尊严地生活环境生产，没有总体设计方案，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经济生活方式转轨，没有系统、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与转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模是有缺限的）；政治生活方式，改革、改善遥遥无期（西方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模式，在东方其缺限更加明显）。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与工业化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否则，就不能称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中国的国家软实力，是国家各类文化优质与领先性对世界的影响力。我们不仅没能影响他人，反而一直在受到别人的影响。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实际是在学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架构，没有总体设计（邓小平同志是试探索经济发展，并没有定什么模式，只叫我们大胆地试；但他老人家没有对政治模式进行设计）。毛主席的“三个世界论”和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论”，以及最近周小川行长不足2500字的“超主权国家国际货币论”，算是三次中国软力量增强的三个标志性事件。

7、中国新科学技术生产能力，在世界上相对较低，新中国在基础科学方面，对人类的贡献基本是零，技术科学也没能达到中等以上国家水平。创新，不仅没有成为全社会的追逐目标，实践上，创新的人，实际上受到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打击。

8、中国高技术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在外资生产模式下和外贸的促进下，似乎有一定的起色，但核心技术生产能力仍然较低，技术创新，还不是企业与科研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其工作内容演变成为职称与当官的奖励追逐，学术期刊演变成赢利手段）。

9、中国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因为被封锁的时间太长，逼出全靠自主创新，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其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应该有一席之地，但不是最强的。

10、居民住房与系统的社会保障两件事，是中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住房建设，实际上与“医改”一样，走了完全市场化的弯路，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全民、全国上下，认识仍然没有统一。一是未来人性化的住房建设、供给方案没有整体思考；二是现存高价格商品房没有处理的措施；三是住房建设与供给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没有正确认识；四是耕地保护与住房建设，以及土地政策、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没有综合统筹。这么一个中国最能扩大内需的产业，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与开发，实在是让人痛心不已。

 

三、同时，中国城市不富，农村还穷，政府开始有钱了

（一）中国离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中国虽然GDP 总量仅次于美日，居于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只3000多美元（汇率变化的功劳不小），居于世界第95位之后，100位之前。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是穷国当中发展好一点的国家。别听外国人的恭维话，实践表明，恭维话是最害人的。也别听外国人骂我们的话，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

其次，我们的政府比过去是富了许多，那是因为财政体制起到了根本作用，是各级政府努力的结果。但各级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义务。尤其是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公共社会保障欠账太多，农村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

再次，别以为中国有两万亿外汇储备，哪是受发达国家各种限制与禁止的结果。我们要买的高技术，不卖给我们；我们要买的企业，不卖给我们；我们要买的矿山，不卖给我们；我们要买的军工产品，不卖给我们。现在扎在我们手里的两万亿，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接手这大规模的外汇盘子，成了烫手的山芋。美联储每一个举动，都牵动13亿人的神经和储备币值变化。

最后，全国城乡差别是建国60年的“二元体制”差别政策治理的结果，农村巨大人口规模，完全城市化不可能，“自然、淘金式”地部分人口城市化，带来城乡差别会更大，靠财政补贴终归不是提高农村造血能力的根本方案，人才、资金和技术流向农村的政策，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难题，农村没有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建成是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居住在中国相对发达的城市里的“体制内学者”与当局，是用“欧洲”（城市）还是用“非洲”（农村）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现在还是个问题。解铃还得系铃人，城乡差别是“二元体制”的恶果，只能是“新思维下的新二元体制”下才能解决，要让城市劳动力、资金、技术自动流向农村，形成城市户籍可以放开的趋势，农村户籍需要严格管制的程度，“三农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二）“阳光财政”要与增收、节支要同时并举

其实，中国政府，只有近五年，才开始富裕起来，这些钱本身，有许多不规范的内容。遇上世界金融危机，GDP增长比例下降，收入必然减少，增支项目累加，而且是刚性上升，加上促进经济增长的减税因素，中国政府又要过紧日子了。

世界上，任何一国政府都必须过紧日子，只要政府开支是宽松的，这个政府必然腐败。昨天（4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中国平均工资水平，公务员是最高的一类，年均33000多元，第二位的是事业单位，29000多元……。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各有各的解读。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公务员，不能成为社会最高收入者，因为他是消费者，不直接创造价值，也不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工资水平，只能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工作稳定性与退休后的待遇，应相对优于其他行业。

第二、一个前进与上升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创造者——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类工作人员和企业家，应该是最高收入人群。他们才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这类创新人员的高收入，国家的创新力才会提高。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收与支，阳光财政是世界通行法则与法例。

第四、应对金融危机，国家财政赤字不能超越一定的红线，有减收因素的同时，一定要有增收的措施。如：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就不宜提高扣除额，但改革方案要从更公平、按家庭申报等方面去思考，适时推出。而消费税（大排量轿车）、烟草税、燃油税、资源税（包括水、土资源利用）、治污与环境保护税，应该有改有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削减非税政府收入，尤其是要取消“土地财政”、“房地产财政”、“罚款财政”、“创造性收费财政”。

财政规律是：支，是刚性的，收，是弹性的。只减收不增收，后患无穷。政府不能只想做好事，有人不高兴的事就不想做，即使有人不高兴，只要是对的，政府也必须做。但做任何事，都要有充分的理由与人们共识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有三件重要事情没做：一是压缩过剩产能；二是提高“人本与国本”生产能力；三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减财政收入。

200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