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看了两本书，一是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另一本是王倚剑的《国学与第五项修炼》，感悟颇多。

        中国人确实聪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此伟大的思想。南怀瑾这样解释儒家的“仁”。他说：“仁”是什么？中国古代的仁字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

         儒家的仁爱思想，其实是破解了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的利己主义本性的问题。人性的自私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成为价格机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性的自私和机会主义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在利己的时候有意或无意的去“损人”。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转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人与人之间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这就不能不重视意思形态的作用，包括传统习俗和文化。新制度经济学将文化看作制度的一部分，即非正式制度。并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使资源有效配置。比如专利制度解决了在新技术发明上的“搭便车”问题；产权的明晰界定会减少本来就稀缺的资源的浪费等等，但由于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存在，很难有一个完备的制度或者契约，将各种可能的情况都考虑进去，比如婚姻，就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契约；企业的制度也是如此，随着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市场的变化，原有的制度安排常常成为误区。  

         儒家思想和学说为经济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儒家的“仁”的真谛是爱人，而要成为一个“仁者”，必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要“一日三省其身”；必须是一个讲道义的人，即“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德不孤，必有邻”；必须是一个能自我约束的人，“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如果人们都能够自我约束，能推己及人，修身养性，人的机会主义就被限定了，制度的建设就容易多了，领导者就好做了；换句话说，统治阶级的统治也就牢固了，甚至婚姻也和谐了，难怪在中国封建时代维持那么长的时间？也难怪每到该朝换代的时候，统治者都要搬出去学来使其大行其道。

         今天是儒学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几乎使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要“见利忘义”了，其结果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人们会“主观为自己的同时，客观为他人”，而是“主观为自己，客观损害了他人”，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就是信任缺失，使整个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制度成本上升。这个时候，需要儒学的思想和理念来重建社会道德观念，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趋势是必然的，因为物极必反。

          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像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对这个社会形成了稳定的支撑，缺少了那一个点都不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结构包括正式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意思形态，从而将文化纳入经济分析的视角，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在当代中国，西方的经济法则可以学习，但西方的文化是学不来的，我们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将其优良的一面继承和发扬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