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硅谷第一个华人企业家李心培

2月25日中午，我们在舒建华的亚洲华人艺术中心访谈了“老侨”李心培博士。李心培给我们讲解了前几年去香港时专门准备的PPT“亚洲人在硅谷：机遇之地”，李先生在我们到之前就先到了会议室，准备好投影仪，在李先生耐心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深深被硅谷第一个华人创业者李心培的真诚所感动。

李心培向我们耐心讲解PPT

李心培是解放前在重庆念的南开中学。当时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1/3在美国、1/3留在中国、1/3到了台湾。他于48年中学毕业后到了美国，念的是UIUC的机械工程。毕业以后也没有从事别的事情，只是继续念书。在MIT念了一年之后，就到斯坦福念了PHD，后来在安培(Ampex)公司工作，安培的老板是一个从上海来的犹太人，感念二战中中国对于犹太人的庇护，所以对中国人很照顾，不但给了李心培工作机会还给他资助了学费。实际上当时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例如台积电的张忠谋也是受德州仪器(TI)的资助上的学。

李心培从1970年开始创办录高特公司，从事磁带检验方面的业务。由于长时间积累的优势，以及大公司并不涉足这个行业，公司在硅谷一直存在至今。李心培的公司没有上市，他认为一上市经营压力就很大，同时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影响经受波折。而作为一家私人的小公司则灵活的多，根据市场的变化上上下下，公司最多的时候有200人，目前有20来人。

李心培坦诚，自己如果早来美国两年，就会和五十年代的留学生回国潮流一起返回祖国。实际上，在之前的采访中，李心培还披露如果不是美国人对于钱学森的政治迫害，自己差点成为钱的学生。对此我很有感触，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对五十年代大量海外归国留学生进行访谈，这些老一辈的留学生受爱国热情感召放弃优渥待遇返回国内，为我国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诸多科技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十几年的政治风波使得不少人遭受严重迫害，同一拨人在国内外的不同境遇，和今天广大留学生的来去自由，两地创业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感慨时代的变化。

其实这次在硅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夕致富，几年间在金融工具的帮助下快速发展做大上市的明星企业，还有大量类似录高特这样的小公司，这样的小公司的共同特点是稳健，不追求风险下的高速扩张，扎扎实实的经营自己的本业，技术成熟。实际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硅谷经济发展的周期中顽强的存活下来，硅谷的繁荣背后也不可忽视百上千计如同蚂蚁啃骨头一样的小公司奠定的基础。很多华人经营的就是这样的公司，将华人踏实低调，“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拥有兼顾稳定和成功的事业之后，李心培将大量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当中。在硅谷乃至美国影响很大的一些组织，如中国工程师协会, 亚美制造商协会, 玉山科技协会，李心培都参与创建，并且先后担任这些组织的理事长、会长。同时，李心培非常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创办了北加州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会长。早在80年代，就和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江泽民主席建立了深厚友谊。也因为这些原因，李先生受到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关切”，在前往台湾考察时受到台湾当局各种刁难。

由于社会活动活跃，1993年李心培当选为加州大学的校董，这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华人第一人。加州大学有二十几个外来校董，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在担任校董期间，李心培为争取华人利益而积极奔走，很多工作都受到了广大华人社区的肯定。

谈起和中关村的关系，李心培先生也表明自己和中关村的深厚渊源。1984年他们率领亚杰商会（AAMA）曾去北京展览馆展览，并作为风险投资人与当时的相关部门进行会谈。而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对于国外的发展还几乎一无所知，提出类似“你们为什么叫风险投资，你们叫风险的话我们绝对不要。”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时至今日，物是人非沧海桑田，面对飞速发展的国内经济和中关村发生的变化，不由得令人感叹。

从左至右依次是：赵慕兰、李心培、王德禄、舒建华

李心培先生对于高科技集聚区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集聚区成功的关键在于Infrastructure，虽然这个词翻译成中文一般翻译成“基础设施”，就是办公楼、交通、厂房等等。而李心培则将其更多的解释为人才队伍。他以台湾新竹为例，台湾新竹的知识产权数字仍然远远高于中关村。其中工研院的努力确实是这一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当年新竹的第一任主任本人从IBM回来的，同时吸引了大量在美国的优秀技术人员回去，往往是不光是自己回去了，还带来了队伍、经验、技术和设备，基本上就是搬家搬回去。我们认为李先生说的和当前国内很多园区的发展思路很接近，但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归纳借鉴硅谷、新竹的经验，这也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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