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弥补财政减收及增支形成的缺口，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将扩增至9500亿元。这一数据，足令财经界高度关注。比之2008年财政赤字仅有1110亿元，今年有了大幅的飙升。这也将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且财政赤字率逼近GDP的3%警戒线。

导致财政赤字2009年飙升的缘由，自然是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为了实现保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方面，今年将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又将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经济形势急转，倒逼着中国政府告别曾经逐渐远离国际警戒线的财政赤字率，通过财政赤字绝对额度的急剧上升，来展现积极财政的效应。

对于9500亿元这个数据，我们不妨从两个维度去观照和理解。其一，财政赤字率急剧上升的承受力；其二，逼近警戒线的财政赤字率带来的财政安全问题。

9500亿元这一数据的构成，包括拟安排的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同时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事实上，判断财政赤字率高低的合适度，也就是看积极财政政策要“积极”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财政刺激究竟需要多大的力度。

显然，巨额财政赤字的列支，表达的是中国政府意欲振兴经济的一种决心，在政府支出与政府信心的共同带动之下，有助于激发民间经济力量的投资意愿，进而帮助实现保经济增长的目的。1998年那场危机后中国实施的强力扩张政策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经验弥足珍贵。此次政府迅速提高赤字率，实乃政府果断出手挽救经济于危局的一个现实举措。而财政赤字从2008年的1110亿，迅速增加到9500亿，看似颇为激进，但从赤字率来说，与2002年、2003年时候相差不大，总体上是安全的。

政府的财政风险是个相对的概念。赤字率的警戒线3%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美国2009财年财政赤字恐将突破1万亿美元，赤字率远超3%，其政府财政也未必就不安全。目前，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只相当于GDP的20%左右，而主要发达国家债务负担都在60%~160%之间，相比之下，中国实施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有着现实的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财政赤字率的“双刃剑”效应就不存在了。比如地方发债已经确定2000亿元，在不少地方隐性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就值得警惕。其实，赤字财政的安全问题，还应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赤字收益能否用在刀刃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理想的回答，财政的风险必然会以别的形式体现出来。

说到底，实施赤字财政，是“借钱”办事，当然不能因是政府行为而忽略债务的代价。也正因如此，当政府选择高额赤字财政，就更须注重政府支出的效率与支出的结构，更须保证财政支出过程中的透明。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现实当中，有不少地方的财政运行是混沌的，是模糊的。在财政支出缺少透明度的情况下，在各类监督力量还较为乏力的情况下，财政资金的被挤占挪用甚至被贪污腐败，此类现象并不鲜见。同时，不少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一些政府投资行为浪费严重。

这样的财政资金运行现状，与此后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与高额财政赤字率阶段的到来结合在一起，难免让人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担忧。人们难以完全释怀：许多财政支出会不会打水漂，赤字财政的效应会不会因此而打折扣，中央政府冀望保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目标的实现效果会不会受到抑制？

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彰显透明财政的价值。无疑，对于透明财政的呼唤成为高额赤字时代的迫切命题，或者说是高额赤字背后更重要的命题。“透明”二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保证赤字财政能够有效实现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词。

这就意味着，在制度层面，需要规范财政资金支配使用上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好数量仍然巨大的非税收入；在技术层面，需要建立政府间一整套的信息管理系统，以技术的进步推动管理的进步；在监督层面，需要进一步拉近公众对于财政资金的监督，强化人大、审计等部门制度化的监督保证。

简而言之，在一个直面危机的时代，我们需靠必要的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推动经济复苏的步伐，但我们更需要一个透明的财政体系，来佑护美好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对于透明的要求，并不仅体现在财政领域，而应扩展到整个政府行政的过程中。一个透明的行政体系，将是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深刻理解透明的价值，不仅关乎眼前这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硬仗，更关乎中国的长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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