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十点十六分，网络焦点人物
文章描述了其与众不同的根源，在于从他的祖辈起，家庭条件就很好——书香门第，基因优秀，人人聪明，个个能干。尤其杰出的是他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
如他文中所述，茅家的确人才辈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是修建了钱塘江大桥的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他二伯父）。其次是他的父亲茅以新，“曾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非党人士是得不到信任的，有职无权。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作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再其次就是他自己茅于轼了——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同时是网络焦点人物。
茅于轼文中又强调，他们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还在于家庭教育崇尚“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
的确，无论国家民族还是普通家庭，坚守“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的信念无疑是发愤图强的原始动力，随之而来，逐步取得实效性成就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认为一个家族全体成员的事业有成，主要依靠于血统和家庭背景的话，这种认识显然太偏见。因为无论是从血统高贵家族的典型案例，还是平民草根家中的普通故事，我们都能够找到否定茅于轼“血统论必然优势”的无数答案。
第一，中国两个著名的功勋科学家，是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们家族的成员，同样大都有较好的人生轨迹与业绩，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张扬过“唯血统论”。一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二是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第一农民）袁隆平。相比而言，茅家的所有科技工作者，是非常普通的，因为没有算得上是划时代的创新成果。尽管桥梁专家茅以修建钱塘江大桥而文明中外，但是，这对于真正促进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而言，可能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功臣与创新成果。其他的，在前沿性的科技创新方面，其成就可能就更谈不上了。
还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右，也是书香门第出生，其家族依然人才辈出，可是，他们从来就不哗众取宠。
就拿茅于轼本人的科技成就来说，1957年于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观其技术含量，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应该作出的。特别是号称用概率论来研究铁路安全课题，具有开创性，其实是一个学术上的谬误。因为铁路行车事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事故发生的基本条件复杂，往往需要多个基本事件同时出现，且缺一不可。尽管事故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并与管理有关，但是，铁路行车事故不是必然事件。比如，日本新干线自1964年10月1日开通运营45年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行车事故。紧急停车的情况也屈指可数。比如，据国际在线报道：“当地时间2007年12月28日晚9时40分，日本京都府大山崎町内东海道新干线新大阪—京都站段，以时速约240公里行驶的广岛开往名古屋的“光332号”列车司机发现驾驶室的“关门显示灯”不亮，显示车门异常的指示灯亮了，发现这一情况后司机实行了紧急停车。 经调查后得悉，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一名叫山中正和的男子在1号车厢非正常手动打开车门造成的。列车停了8分钟后再次运行，到达京都后警察以妨碍业务嫌疑将山中正和逮捕。（王玉华）”。再比如，6月14日8时45分有一次区间自动停车，是因为当地发生里氏7.2级地震，地震发生时，该子弹火车自动停止前一分钟发出广播，呼吁乘客捉紧扶手。
可见，对一个系统性的非必然事件，竟然要用对付单一性的必然事件的概率论来研究，显然一开始就犯了认识上的方向错误。
至于
首先，他反对计划生育，是与国策相背道而驰的。中国13亿多人口难道还不够多吗？我国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难道不是与13亿人口这个参数密切相关的？显然，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对13亿人口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实际毫不在乎，其关于经济学研究成果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可以想象的。
其次，
第二，民间穷人家庭培养出群体优秀人才的故事层出不穷。比如，最近人民网、新浪、搜狐、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媒体热烈讨论的，平民蔡笑晚将自己六个孩子培
蔡笑晚认为，“天下所有孩子的智力，如果不是先天存在什么疾病，都不会相差很大，关键就是早期教育的开发”。他坚信“从小立大志的孩子，不会满足于现状，取得成绩后，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决心和气魄”。
再比如，中国贫困的农民家庭中，一家几个孩子全部考取大学的故事层出不穷。其中，2005年有一个典型案例值得回顾：“浙江省雷州市唐家镇一个偏远的村落里一家出了五名本科大学生，包括了浙江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名牌学校。从村庄到小学大约有十里路，每天来回六次，那时没有单车，靠的就只有步行。五个孩子就这样熬出了自己的明天。而他们的父亲竟大字不识一个。当他人问及他是以何等的勇气借贷高利贷8万元供他们读书时，这位父亲简朴地说：我们需要知识，需要光明！”
冷静观察人类社会，人们都知道，仅仅是知识界的社会精英，大都来自五湖四海并普通人家。因此，一味地强调血统论，是典型的自骄自大、自恋自美的心理倾向，特别是要通过媒体向世人传播，就显得太偏激并过分了。
如果说血统论真还有一点点道理的话，用在茅于轼的身上可以得到一次最好的验证，因为他显然不具有一个经济学家天然的基因。
首先，他自己在文中有坦然的表达：“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利钟表点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美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大大地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其次，他的那些经济学理论，在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有哪一条能够得到验证并起到有效的作用呢？好象没有什么正确的作用，哪怕是建设性的。尤其是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这半年多来，人们似乎没有看见他在经济学方面有什么真知灼见的言论。
其三，一个坦然连《国富论》都没有读过的所谓经济学家，他真是经济学家吗？看来经济学先天的基因不足，后天的贫血也相当严重。
因此，对于这样的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人们需要反思的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茅于轼的那些经济学理论，是否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误导。
实事求是地说，全世界而言，无论上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其中的高智商者比比皆是。一个有良好生存条件和受教育条件的人，比起那些条件差的人来说，其成才的机会要大许多。无论客观条件怎样，也无论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坚守一个良好的信念，是自强不息并发奋有为的最原始动力，与出生的“血统论”没有关系。但愿已过八十高龄的茅于轼老前辈，能够知晓这个普通的道理。
借此，祝愿茅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