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氏22岁，已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了一年，突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不顾家人反对，兴冲冲奔清华拜访心仪已久的教授，见了金岳霖）下面是二者的对话《寂寞的画廊》第119页：

“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他问。

“我悲观而又爱国。”我答。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是看到一套价值行将消灭，要设法保存，觉保存之无法，乃感悲观。”

“你的意思是想救国，哲学是不能救国的！哲学是学问。”

我茫然了。回问他：

“什么才有救国的力量呢？”

“哲学变成了宗教才有力量，可是既成宗教，就不是学问了！”

“况且，此事即令可致，亦不可求！”

“今之哲人，似无一移风易俗者！”

在那天地玄黄的年份（1947年），一个愤青（22岁）与一个哲学家（52岁）这番对话。在金岳霖看来也许是漫不经心地随便说说，陈先生可是念叨了一辈子。

一年多来，我也时时萦怀这番对话，这让我想在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那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还有钱钟书（是不是他首创我没推敲清楚）的那句：“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的失败。”

因此可以说，有力量的话语总带有宗教的色彩。韦伯也哀叹：脱魅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伯尔曼甚至认为，当今的法律脱离了宗教，是一种不幸！就连一辈子跟宗教死磕的罗素最终也承认：脱离了某些公设，理性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