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报销2007年财政发展报告的科研经费。先找发票找了很久，然后在科研处填单、挑选、加总、黏贴，最后再由科研处两位老师分别填单、计算、审核、登录电脑。费了无数的麻烦，总算拿到三位参与者共9000块的经费。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这么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所谓的制度拖累死人。按道理，给研究者拨付科研经费，只要事先把钱打到他们的银行卡中，到研究结束时审查成果是否合格就行了。如此简单的事情，非要搞出报销的制度，要规定经费使用范围（比如买办公用品不得超过多少，餐费不得超过多少），要耗费一大批人的劳动。

        关键是，这些劳动都是无效的，它与研究工作毫无关系。

　　为什么要搞出这么些让人麻烦、令人疲惫的制度？这些无效的制度最初是怎么起源的？我未详细研究过，只能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猜测。

　　一是重物轻人的传统使然。传统中，中国人太多，劳动力不值钱，而物资器材很值钱。因此拨付研究经费，鼓励的是购买各种设备与物资，而轻视研究者的脑力劳动。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耗费的其实就是人的脑子，值钱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物。制度设计，却非如此。

　　二是轻视百姓的官僚心态。在报销制度下，有点地位的领导人自有助手帮忙，疲惫的自然是平头百姓。而百姓，在制定制度的官员看来，算得了什么。这是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府、法院、公安甚至铁路，处处标榜着人民，但那位猥亵女童的林嘉祥，说出了官员们的心理话：你们老百姓算个屁。

　　三是制造合法伤害契机。吴思曾提出个帝国官僚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但只有权还不够，还需要行动的借口，不妨称之为合法伤害契机。让研究者拿发票报销而非直接支付现金，社会科学研究中又不可能发生太大的物资支出，因此现实中总是拿许多其他发票来充抵。这些发票严格说起来多少都有点问题（无法证明它们与你的研究有关），而这就给了有关部门随时追究责任的契机。这种猜测有些恶意，但在实践中未必没有可能。马英九特别费案的关键点也在这里，幸好台湾有独立司法，否则从发票入手完全可以追究马英九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