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逐渐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而自己制造业的工人则进入服务业。服务业不能解决衣食住行这些物理需求，因此美国人必须进口制造业产品；而作者还指出了另外一个现实：服务业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这样美国人就只有一个选择，借钱消费。当整个国家都习惯于借钱来维系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时，美国就由战后的第一大债权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最大债务国。
作者将这一现象以两个农场主的故事作比喻。农场主琼斯先生生产苹果，而常先生生产橙子，两人每年以剩余的产品交换，如此年复一年，相安无事。有一年琼斯的农场遇到病害颗粒无收，不仅无法交换常先生的橙子，甚至自己要挨饿。于是琼斯打了一张欠条，许诺一年后用苹果偿还这张欠条，并且附加10%的利息。常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第二年，琼斯的农场又遇到飓风，他依照前例又开了一张欠条，常先生也接受了。
这样年复一年，琼斯发现自己的农场不用生产也能衣食无忧，就把农场改成了高尔夫球场；由于琼斯声望良好，他的欠条可以用来与其他农场主进行交换，常先生也逐渐忘记了当初接受欠条的原因，反倒把这些欠条当作唯一的财富。然而现实是，琼斯早已没有了农场，他永远不可能用苹果来兑现这些毫无价值的白条。
美国和亚洲制造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这两位农场主。那么这种关系又如何维系呢？关键在于战后的美元体系维持了美元的统治地位，亚洲的制造业国家接受了这种印刷出来的信用。他们源源不断地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的消费品，然后又用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以及房地产、股票、次贷等等一切的美元资产。显然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消费者、美国政府，以及华尔街都是受益者。所以自然不会有人把希夫的话当一回事情——如此太平盛世，怎容得下有人说三道四？
但是迟早有一天，常先生和小镇上的其他农场主会发现琼斯可能永远无法偿还苹果。各国的央行，尽管官僚主义使得它们曾一度大量买入美国国债，也会开始谨慎评估单一外汇储备的巨大风险。那些投资美元资产的投资者，也会担心美国经济而逐渐撤走投资。如此一来，美元的崩溃就无法避免。
与一般的看法不同的是，希夫认为美国订单的消失对中国等亚洲制造业国家而言是件好事情。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转而将自己的制造能力用于满足国内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希夫可能想象得过于简单了。中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甚至连基本的医疗、教育需求还没有有效满足。但正如学者许小年所指出的，要释放这些需求，必须打破管制，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与美国人一样因为“怕疼”而拒绝正视这些存在的问题，那么同样也有可能面临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