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东西方管理的分野
成中英
所谓人之为人，从经验上看，人是多种多样的，从最好到最坏都有这个共同点，共有素质是很重要的考虑。界定人，尽量找人与其他动物种种不同的地方，再看是否每个人都能感通同样性质，即使人成为人的性质，是否可以产生一种要求，发挥那个东西。这也是相当科学的。界定人完全就现代人的通性讲，是暂时性的。就人的某个跟其他动物比较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彻底不同的地方，也是个问题。西方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界定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即不是主观，而是针对客观现实认识的能力，思考客观现实作出相应客观现实的结论。凡是理性都与人有关，但它对人性就无完全性把握，人不只追求理性，运用理性，人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而那更有目的性。人与物差别中，人不是单纯作工具性方面，而在于他的目的性。电脑更有理性、能力，但不能说电脑更有人性，西方哲学思考认为电脑、机器最终能取代人。单个人生命有限，经验有限，不可能与第五代、第六代电脑相比，电脑把很多代人的集体智慧、经验结合起来，从工具性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讲，人不如电脑。从目的性讲，人追求的是德性完美，整体性的群体性的美好，电脑是没有的。
人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的快乐不如大家一起快乐，不如和亲人一起分享，进一步和朋友一起享受。两个人一块聊天，没有一个人没有朋友，白白可以坐下来，什么都不考虑，只考虑彼此沟通、分享，而这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中国人讲求人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是个重要发展，这是中国人的特点，这是种伦理、道德，它也不是单纯个人主观性认定，有本体宇宙论基础。人有一种追求自我发展、整体发展的共同要求，说明宇宙有向上发展的能力，有内在目的性，通过人而不是上帝来实现。中国人不讲外在的上帝，天也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外沟通的，这是中国人哲学特殊性质，今天看也很有价值，价值有无靠比较，在哲学市场里，看到别人思想各有所长，但作为竞争来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有贡献于世界的地方，即所说的目的性、整体性、人性的自觉。中国人有传统，写出来也可欣赏。一般人也有内在体验，儒家讲人不是抽象、空洞地讲，而是从具体、经验、体念上讲，有元良知、人性，对人的理想追求不是单纯的习惯，而是基于长期经验，体验出来的，基于历史、人物、事件的思考，反思得来的。不能否定其他思潮有很多价值。西方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工业价值很重要，工业主义是在19世纪发展的。人们掌握很多工具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成果让更多人欣赏，提出来“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工业主义，中国的墨家就是，中国很早就经过市场经济，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今大的世界也是“春秋战国”，美国相当十当初的齐国，中国相当于鲁，前苏联相当于秦。竞争中产生不同价值，功利是重要的，牺牲小体成全大我。
此外还有人权，只有在人性自觉中，人权才有价值。西方人权是通过奋斗、斗争获得的，受到政府保障。中国是种道德人权，中国人缺点是人性自觉和专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专制体制统治人民的工具。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人性自觉消失、减少了。从汉到宋明，宋明又稍有不同，宋明思想重新造就人的自觉，提倡理学。但又为专制利用，变成科举工具，总是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到五四运动后，才慢慢了解分开的重要，专制不能在现代世界中竞争，产生不了竞争价值，使民主社会生存繁荣，还造成危亡、毁灭，推翻专制后，也想推翻与专制结合起来的思想，所以鸦片战争后，日本很快推行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而中国人一直不愿放弃传统，当专制体制破坏后，甘受传统思想奴役，因为专制把人带到封闭专制、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体制，利用中国传统为工具。同样当它垮掉时，年轻人觉得生活没什么价值，应与专制一起埋葬。这是不现实的哲学立场，后来慢慢了解专制体制应与哲学思想分开，人性自觉与专制政权、政治要分开，这个分开有个过程。中国需要整体性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代表中国要经历洗刷，洗涤作用是针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看有双重作用，扮演政治角色和思想角色。但是任何体制与政治结合，都有失而穷的地方。思想应有相对独立性，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也慢慢了解到，把思想方法、文化资源与政体、权力结构分开，不能把权力结构、政治体制作为应用或压制思想体制的办法。分开，可以用，还有相对独立性。这样，文化才有更多的竞争力。
人开始了解很多事情需要分开、沟通，不能融合。如政府和企业应分开，国有企业，政是权力，所有权。自主权，使它面对市场，目标是赚钱。政企分开不是说政企不应沟通。台湾、日本企业成功，是因为政府与企业协调，政府帮助、辅导，不是压制、去掉活力，政企分离加上政企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同样，人性自觉的文化，思想资源如诸子百家、它假如与政治分离，工具性、目的性突出了，首先可以成为工具，要达到企业目标，就要人性管理。中国管理特色是实现人的社会、人的美好世界。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某个特殊价值，而是为了全体人的社会。企业目标是社会目标、人的目标，与西方不同，企业为了赚钱，赚钱越多越好。中国企业目标不是争取更多权力，而是把权力分化，为社会、人类共享，这是人性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哲学更具社会主义特色。
此外还要了解人性有很多阴暗面，科学技术发展，为犯罪者所利用，为非作歹。介绍西方，引人其长处，西方人讲究理性、法律，讲究公平，这是理性的发展，需加强，但对人性尤其是协和力、人的情感、感性、悟性不重视，有好、坏两方面。一个中国人可以很快超过一个西方人，但由于没有组合力、理性基础，没有办法做整体超越，这是浪费。若能把西方的组织结构融合、平衡，中国人赶上西方不是很难的。中国人也有自身缺点，需加批判。西方人了解自己也有很大缺陷。对人的最后理想，所谓人性自觉内涵，中国人相对强些，这涉及人的群体社会的建立。
西方人是在很早的斗争、竞争中发展而来的民族。古希腊在小岛上，面对海洋、贫穷，与海洋斗争，需要掌握天文、地理知识才能生存，不需大多情绪，很早就讲自然哲学。经过罗马帝国征服，各民族冲突激烈，17世纪可以说是西班牙的世纪，18世纪可以说是法国的世纪，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多民族大融合，种族复杂。西方永远处在你争我夺中。与西方历史相比较，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固定在中原地区，以龙为身，几千年来，仅改朝换代而已，融合周围少数民族，主观性强，靠天吃饭，持勤持俭，养家糊口；没有征服、掌握自然力的冲动。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斗争，锻炼出强性性格。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年来中国遭受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人比中国人精明，他不相信西方人，与西方竞争。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人，对外国人却很相信，日本人利用这一点骗得了中国独有的宣纸制造技术，抢占中国的宣纸市场。中国人没有法律观念，不知保护自己，太容易轻信，受骗上当。但另一方面与竞争者又勾心斗角。中国人不了解西方、外面的世界，在生意场上经常受骗。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求证，不能盲目冒险，冒险要有合理性，学会防术、防范。国际上，中国人被认为变来变去，不承诺，日本人不容易也不大可能上当，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才做决定，决定了就会愿意承担。而中国人答应快，许诺后又不能兑现。所以①在组织、财务上应有起码的理性要求，中国人不喜欢理性化，不喜欢收条、档案、记录；②策略领导、市场生产方向、人际问题上建议、解决人的资源开发需灵活思考各种关系，思考涉及各种方法的利用。这一部分也可理性化，理性化即给他形成一个规律，规律不是死的东西。在人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规律是理性的表达，可分为四个阶段：理性——原则——规律——实例。
理论方面理性的，是抽象的，要慢慢具体化。规律是开放的，可以随时有新规律。西方人把规律指定在一个层次上，如调理论把人假设为自私自利的。中国管理特色在于它有更多选择性、发展性，把它理性化、规律化是可行的。西方新的管理建议只说规律不谈理论，从规律角度可融合在理论中，而成为理论中原则的规定、主要说明。理论不是仅理性，而是合乎理性、包含理性，以理性为组织结构来扩充应用面，掌握系统灵活性。过去的管理，系统灵活性不够。管理是自我管理。他律跟自律的关系是，他律是别人来管理，自律是自我规范，也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管理基本上从外面，管理就是别人管，好就听，不好表面上听从内心不服，基本上是以外在的规律加进一个企业中过程。不听从，就不能升迁。他律和自律是相互配合用的，在人的问题上，规律最好能符合人的基本需求，成为内在规律，从C理论讲，儒家以关怀态度让他去主动争取人性管理，基本上让你自觉为了感情，为集体性、整体性的利益奉献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交换，比强迫做好。用人的机制来发挥比强迫好。管理是基于他律以成就自律，由于自律往往不足，就需要有智慧的人，作为领导来提供规范与理论，从他律促进自律，这就是好的管理哲学的运用。例如，夏威夷，以前有人做照相生意，生意冷淡，后来有人基于思考人性发展的办法，先发给免费照相，然后挂出来，由于照得好，顾客虽是犹豫但最终还是买了去，生意很是兴隆。这说明人有感情，不能单纯利用理性，利用悟性、个性一面也可达到理想效果。
儒家讲君子和小人，是道德上讲的，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若没有人性的自觉、自我规范的话，就会成为小人。小人重利不重义，君子是重义不重利。好像义与利是分开的。利一定代表自私，义是没有利的。这缺少对客观现实的了解。事实上，人可以同时有义又有利。讲义并非不能讲利，讲利并非就是小人。义与利实为公与私的问题、大和小的问题，儒家一切为公、从大，没有了解到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是达到公众利益的方法。对工具性了解不够，如少数人先发展也能产生大多数人的好处。利益原则的提出，作为理性原则，对虽家是个好处，彼此交相利，有帮助，交相利不是说要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目标是兼相爱，兼爱是交相利的基础和目标，今天发展经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有人为利丧失人的其他目标，最后因小失大，大家追求利，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而且有的成功也不是永久成功。真正的利益持久、稳定增长，是正当的手段的利。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都是危险的，儒家把义与利截然分开，完全对立，是其缺陷。今天要作进一步转化，把君子小人作有社会理性和没有社会理性的、合理和非合理的区别，传统思想经过新的诠释获得新的意义。
禅的特点以慧能为标准，基本上是不执着于象、心、某一定点。定是一种禅释，澄心静虑达到自我思想解脱。佛教最高境界是不执着，作为无所求、无所得境界，有超脱作用，情完全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达到不带任何成见、不带任何情绪的空灵世界。这种禅在生活中不够，生活中要有动作、现象，《易经》提供好的原则，生生不息的生命感，使它具有生气、生意，使更多人享受生的境界。那是个标准，从无空到深化、禅趣，宇宙有空灵，但也不完全空，空无化还要深化。因为这是根本经验，人的经验脱离一个处境，回到一个生命的原点，那个原点还要产生新的宇宙。宇宙再出现、再变化出现是易的境界。禅是相当主观性的，易是主、客相互结合起来的，有人说禅易，我们说易惮，把掸当作《易经》深化系统中的本体性的超越。而禅易认为易不过是宇宙变化的心灵状态，变成相当主观性，静、定、悟、超越是深刻了解，没有限制、障碍。纯粹自由了解，自由到自然，这种自由基本上是心灵自由，深化的“易”是自然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