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一资保增长却难保就业

——保增长与保就业在中国存在非对称性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保增长”果真就能“保就业”吗？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许如此，但在中国则未必有效。因为保增长与保就业这两大目标在中国存在十分严重的非对称性。因此，在政策制定上，我们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我们究竟是要保增长，还是要保就业？在二者不能兼顾的同时，保就业显然是我们首选的优先目标。

　　2008年9月15日，正当中国人民喜庆中秋之际，美国传来次贷危机进一步升级的糟糕消息：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突然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此前一周，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房贷机构已被美国联邦政府接管；此前一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濒临倒闭，被美国银行并购；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向联邦政府发出紧急呼救。从此，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按既定方针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重心均在农村，并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然而，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中国政府不得不临时作出重大政策改变与调整：一是将对付通胀的短期政策转向对付通缩；二是暂缓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产业升级战略。与此同时，更加直截了当地推出了一系列对付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例如，不断调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比率，取消金融机构贷款额度规模限制；多次大幅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多次大幅提高出口产品退税标准；随后国务院又推出了庞大的4万亿中央投资计划，地方政府随即响应，总计推出18亿地方投资计划；不久又相继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此外，为了配合“扩大内需”行动，在城市，各种消费券不断出笼；在农村，各种“下乡”活动不断推出，包括家电下乡、手机下乡、汽车下乡等。

　　很显然，危机时期“保增长、保就业”是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因为“保增长”的实质是“保就业”，而“保就业”的目的就是要“保民生”，这是危机时期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上述政策便是依此而推出的。

　　不过，“保增长”真能“保就业”吗？或者说，在中国，保增长与保就业具有政策的对称性吗？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两个问题无疑会是肯定的答案，但在中国则不然。应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着中国“保增长”与“保就业”目标的实施及效果。

　　众所周知，在西方发达国家，GDP贡献结构与劳动力从业结构是高度关联和完全对称的。一般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比例不超过5%，同样，它们的第一产业GDP占比也不超过5%；第二产业从业比例一般不超过30%，其GDP占比也一般不超过30%；第三产业从业比例大多在65%以上，其GDP占比同样在65%以上。

　　由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和工业已不是最重要的，而庞大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最先进、最重要的产业群，第三产业既是高含金量GDP的产出地，同时更是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正是这一先进的产业结构，才能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目标具有高度完美的对称性。或者说，只有在GDP与就业结构高度对称的条件下，“保增长”与“保就业”才具有政策上完全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中国GDP结构与从业结构的非对称性（2007年）

　　相反，在中国的情形就大不相同。30年的工业化驱动中国GDP高速增长，尤其是“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超常扩张，然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同步带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同时，现代化工业未能解放传统农业，城乡差别不断扩大，进而形成了GDP结构与从业结构的背离与非对称性。

　　2007年中国统计数据显示：在GDP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工业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中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工业，占了将近半壁河山。但是，在就业比例上，传统农业承载了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最大份额，也就是说，吸纳就业的最大贡献者不是工业，而是传统农业，说一句玩笑话，农村仍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最广阔天地！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完全不存在对称性：工业创造了最大份额的GDP，却吸纳的就业最少；然而，农业吸纳了最多的劳动力，但创造的GDP最少；唯有发展严重滞后的第三产业呈“龟缩状”，其GDP贡献和就业份额均很小。

　　正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在GDP与就业上的非对称性，才使得中国政策的“保增长”未必能实现“保就业”的最终目标。因此，当我们实施保增长的政策时，实际上就是“保工业”，却不能保就业，因为工业吸纳就业量是最少的。

　　因此，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弄不好，我们就很容易被动地陷入一种“政策怪圈”：既然保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而在中国，保增长最有效的措施手段就是扩张“两高一资”行业，这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包括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水泥、建材、煤炭、电力等，因此，保增长或“保八”的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再次激活“两高一资”行业，甚至通过“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来重新激活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兴奋点和动力源。然而，尴尬的结果必然是：即使GDP数字和增长速度上去了，但就业问题却未必能够得到解决。

　　政策建议：重启“两高一资”行业再次大扩张，定可保增长；与此同时，大力推动“人才下乡”和“企业下乡”，定可保就业。但是，后者可行，前者却不能行。因为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企业，而且更需要人才，因此，我们不仅要鼓励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我们更要鼓励企业下乡、人才下乡。然而，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再也不能扩张了，但我们必须大力推进行业并购与产业升级，通过行业整合，淘汰“两高一资”行业的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进一步绿化我们的产业环境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