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一资保增长却难保就业


 

两高一资保增长却难保就业

——保增长与保就业在中国存在非对称性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保增长”果真就能“保就业”吗?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许如此,但在中国则未必有效。因为保增长与保就业这两大目标在中国存在十分严重的非对称性。因此,在政策制定上,我们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我们究竟是要保增长,还是要保就业?在二者不能兼顾的同时,保就业显然是我们首选的优先目标。

  2008年9月15日,正当中国人民喜庆中秋之际,美国传来次贷危机进一步升级的糟糕消息: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突然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此前一周,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房贷机构已被美国联邦政府接管;此前一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濒临倒闭,被美国银行并购;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向联邦政府发出紧急呼救。从此,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按既定方针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和重心均在农村,并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然而,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中国政府不得不临时作出重大政策改变与调整:一是将对付通胀的短期政策转向对付通缩;二是暂缓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产业升级战略。与此同时,更加直截了当地推出了一系列对付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例如,不断调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比率,取消金融机构贷款额度规模限制;多次大幅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多次大幅提高出口产品退税标准;随后国务院又推出了庞大的4万亿中央投资计划,地方政府随即响应,总计推出18亿地方投资计划;不久又相继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此外,为了配合“扩大内需”行动,在城市,各种消费券不断出笼;在农村,各种“下乡”活动不断推出,包括家电下乡、手机下乡、汽车下乡等。

  很显然,危机时期“保增长、保就业”是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因为“保增长”的实质是“保就业”,而“保就业”的目的就是要“保民生”,这是危机时期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上述政策便是依此而推出的。

  不过,“保增长”真能“保就业”吗?或者说,在中国,保增长与保就业具有政策的对称性吗?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两个问题无疑会是肯定的答案,但在中国则不然。应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着中国“保增长”与“保就业”目标的实施及效果。

  众所周知,在西方发达国家,GDP贡献结构与劳动力从业结构是高度关联和完全对称的。一般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比例不超过5%,同样,它们的第一产业GDP占比也不超过5%;第二产业从业比例一般不超过30%,其GDP占比也一般不超过30%;第三产业从业比例大多在65%以上,其GDP占比同样在65%以上。

  由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和工业已不是最重要的,而庞大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最先进、最重要的产业群,第三产业既是高含金量GDP的产出地,同时更是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正是这一先进的产业结构,才能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目标具有高度完美的对称性。或者说,只有在GDP与就业结构高度对称的条件下,“保增长”与“保就业”才具有政策上完全的对称性和一致性。

中国GDP结构与从业结构的非对称性(2007年)

产  业  划 分   

      就业比重      

     GDP比重     

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

42.60%

11.70%

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

25.20%

49.20%

第三产业(服务业)

32.20%

39.10%

  相反,在中国的情形就大不相同。30年的工业化驱动中国GDP高速增长,尤其是“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超常扩张,然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并未同步带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同时,现代化工业未能解放传统农业,城乡差别不断扩大,进而形成了GDP结构与从业结构的背离与非对称性。

  2007年中国统计数据显示:在GDP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工业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中国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工业,占了将近半壁河山。但是,在就业比例上,传统农业承载了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最大份额,也就是说,吸纳就业的最大贡献者不是工业,而是传统农业,说一句玩笑话,农村仍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最广阔天地!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GDP结构与就业结构完全不存在对称性:工业创造了最大份额的GDP,却吸纳的就业最少;然而,农业吸纳了最多的劳动力,但创造的GDP最少;唯有发展严重滞后的第三产业呈“龟缩状”,其GDP贡献和就业份额均很小。

  正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在GDP与就业上的非对称性,才使得中国政策的“保增长”未必能实现“保就业”的最终目标。因此,当我们实施保增长的政策时,实际上就是“保工业”,却不能保就业,因为工业吸纳就业量是最少的。

  因此,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弄不好,我们就很容易被动地陷入一种“政策怪圈”:既然保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而在中国,保增长最有效的措施手段就是扩张“两高一资”行业,这些“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包括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水泥、建材、煤炭、电力等,因此,保增长或“保八”的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再次激活“两高一资”行业,甚至通过“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来重新激活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兴奋点和动力源。然而,尴尬的结果必然是:即使GDP数字和增长速度上去了,但就业问题却未必能够得到解决。

  政策建议:重启“两高一资”行业再次大扩张,定可保增长;与此同时,大力推动“人才下乡”和“企业下乡”,定可保就业。但是,后者可行,前者却不能行。因为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企业,而且更需要人才,因此,我们不仅要鼓励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我们更要鼓励企业下乡、人才下乡。然而,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再也不能扩张了,但我们必须大力推进行业并购与产业升级,通过行业整合,淘汰“两高一资”行业的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进一步绿化我们的产业环境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