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去年我被香港浸会大学聘为“全人教育奠基教授”。所谓“全人教育”，也就是“健全人格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及时的教育概念，我每次开讲，香港《信报》、《明报》都刊登广告，因此有不少社会各界的听讲者。

　　照理，我每年需要有五个月时间住在香港。但也很自由，在没有课程的日子里可以离开。去年我开设的课程是两门，一门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史鸟瞰》，这是根据我的新著《寻觅中华》讲的，但讲得尽量简要，因为来听这门课的有很多香港的重要企业家、官员和电影艺术家，他们的时间都很宝贵。这门课产生了一个让我惊喜的成果：有一位研究生整理的听课纪录稿水准极高，不仅每个历史关节都表述准确，而且也传达了我讲课时的语言风格和节奏。这种情景，在大陆的研究生里没有发现过。香港，真不可小瞧了。

　　去年的第二门课程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我讲得很长，纪录和整理的工程量都太大，我没有让研究生做。《明报月刊》的主编潘耀明先生几次提出要连载这份讲稿，可惜我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向他交代。这门课我是分四个部分来讲的，第一部分为“至善之道”；第二部分为“君子之道”；第三部分为“中和之道”；第四部分为“潇洒之道”。

　　这门课最热闹的部分是每次讲述后的互动阶段，听讲者总喜欢以世界各地的人格指标来与中国的人格理想对比，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哲人、英雄和完美者的形象，后来的英国绅士操守、法国骑士风度，以及日本武士精神，印度觉者范型等等，很有深度。

　　我在这门课上还塞进了另一门副课，那就是每一部分都精选了十几条必诵的古典语录进行逐字逐字的详解，这实际上又成了“古代汉语”课。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今年开设的课比较多。从二月份开始讲授的是《唤醒自己身上的历史》，主要是陈述我的一种历史观念，因此这门课的副标题是“从历史怀疑主义到历史参与主义”。

　　课程思路是，长期通行的历史课本的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就历史记述传统最完整的中国而言，依凭的主要是“史官史”。史官在记述时固然有官方文件收集上的便利，也有高层学者的文德自律，但是，占绝对优势的朝廷利害坐标不能不控制史官，使其在删存详略上表现出明确的选择性，而且，再多的官方文件也不能概括整个民族的真实历史。结果，朝廷史荡涤了民间史，整体史荡涤了个体史。以往，我们史学只把民间史和个体史看作很不重要的附属部位，实际上，民间史和个体史才是民族生态史的灵魂所在，而朝廷史恰恰是不重要的，整体史则常常是一种强暴的假设。

　　为此，当代史学应该在浩如烟海的各种物质遗存和文字遗存中寻找民间和个体的生态信息，百倍重视相关的考古发现。对于近代史，则应该学会收集“口述历史”，寻访各种老人，包括自己的长辈。胡适之先生说，一个人力车夫的回忆，可能比书面化的城市发展史更真实、更可信，因此也更重要。王国维先生则非常重视从甲骨文中寻找那种未被概括、未被整体化的古代生态信息，由此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我在已经讲述的课程中提出了一个当代年轻文史学者的基本素养，那就是亲历探访、悉心倾听，而不是只是拿着过去的文本抄已有结论、讲宫廷故事。同时，我还要求年轻文史学者对自己和长辈的经历产生更多的历史敏感，以自己参与历史，而不是以自己图解历史。

　　在具体操作上，我又对收集“口述历史”和选择自己的记忆，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指标。

　　接下来的课程，我将以现身说法的示范，来说明自己如何由亲身经历来怀疑和参与中国现代史的过程。

除了这一主课外，我还应吴清辉校长和陈载礼博士之请，为教师们作了专题讲座《讲坛上的困惑——有关当代教育学的一些痛苦思考》。着重讲述在当前大转型、大创新的时代，越来越僵化的欧洲式教育规程和已经消失了的中国书院式教育规程遇到的一系列危机。

　　3月17日我将为香港学者协会讲《中华文化的几个关键点》，地点在香港城市大学。

　　3月27日我将从香港飞郑州，主持今年的“黄帝文化国际学术论坛”。我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论坛的主席。今年在这个论坛上演讲的，有我的朋友冯骥才先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等名家。河南省教育厅几年来一直在热情邀请我去演讲，实在排不出时间，这次与他们协商，能不能一起到我任主席的论坛上去一起听，我也有专题演讲。

　　离开郑州后我会立即去江苏无锡，参加世界佛教论坛并发表演讲。马兰也会一起参加这个佛教论坛。我盼望着在那里再与星云大师见面。他是我的师长和好友，几乎每年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和台长王纪言先生也会参加世界佛教论坛，结束后我将与他们一起飞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