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国学”和大学的“国学”
——中国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
刘梦溪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还是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先说北大国学门。
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门北大之后，他的学术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宣告成立。所长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训诂的沈兼士，委员包括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蒋梦麟、马衡、陈垣、沈尹默等硕学、老师、健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国学门下面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民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分支机构。国内外一些大儒被聘为国学门导师，有钢和泰、伊凤阁、柯劭愍、夏曾佑、陈寅恪等。开始也聘了王国维，已经获允，后来王退出。并按照国外高等研究机构的惯例，施行通信员制度，请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担任，例如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卫礼贤，日本的田边尚雄等。罗振玉也被邀请，但后来罗亦退出。我们从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可以看出，北大国学门是一个开放的重视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研究机构，显然这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关。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的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这些数字我根据的是台湾陈以爱女士所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本征引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的著作。因为她的论说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加以探讨，所以当我涉及相关材料时，不能不佩服她叙论的精当。
北大国学门的大举措是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肯定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缺点则是：（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17）当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页205）。因此不妨说，上世纪20年代以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应该属于新国学的范畴。
除了《国学季刊》之外，北大国学门后来还有《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的创办。《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经费和稿源都存在问题，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时间，到1927年的年底，《国学门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国学门也在这一年陷于停顿。
再说清华国学院。
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的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他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人称“四大导师”。讲师一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三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助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再加上主任吴宓。就这么几个人。同时导师和学员都必须住校，四大导师亦不能例外。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2号，赵元任住南院1号。陈寅恪报到的时间比较晚，1925年9月9日国学院开学，第二年7月8日他才来到清华。他开始住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吴宓一起，后来与赵元任同住南院。学员的水准比北大国学门的学员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届，毕业人数为74人，其中王力、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围，可以说不仅和章太炎先生倡导的国学不同，与北大国学门的设定也有区别。四大导师授课的内容为：王国维讲《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新学问》，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史》、《史学研究法》，陈寅恪讲《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赵元任讲《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李济讲《民族学》和《考古学》。可见讲授之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事实上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原本就是国外汉学界最看重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国学门被胡适视为新国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更应该是新的国学了，而且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持续的时间不长，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办了，只有短短四年的时间。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9年梁任公病逝，导师后继乏人， 固然是清华国学院不得不停办的理由，但深层原因，应和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的学科整合及学科建设有关。北京大学国学门持续的时间也是四年，1922年至1927年，两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结尾有句写道：“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清华国学院作为二十世纪直接和国学相关的一件大的事情，作为世纪话题，它的学术创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学术种子，其影响力八十年后亦未见其少衰。
回观20世纪頭二十年的国学景观，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和重要的国学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单是以“国学”两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种。当然1905年印行的《国粹学报》，创办者是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虽没有以“国学”名刊，“国学”二字的义涵已在其中，而且每期不乏直接探讨国学文章。梁启超设计的《国学报》，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以“国学”为名而未获实施的刊物。尔后就是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罗振玉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前均供职学部，《国学丛刊》即创办于此时，原拟每年出版六编，结果只在1911年出了两骗，便不再办下去。所以王国维写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国学丛刊序》，反而比《国学丛刊》本身影响还大。罗亦有序，曾经王的润正。再就是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因胡适撰写宣言而名声远播，上面已经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国学论丛》。此外还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南京东南大学和高师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以及厦门大学的《国学专刊》等。其实厦门大学1926年也有国学研究院之设，只不过因人事纠葛，事未成而先已停办。此一过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订至详，大家可参看。
至于以“国学”入名的书籍，亦复不少。曹聚仁记录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演的书名叫《国学概论》，钱穆1928年以讲义成书，也题书名为《国学概论》。我的看法，章、钱这两种《概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谭正壁的《国学概论讲话》、顾荩臣的《国学研究》、马赢的《国学概论》、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张振镛的《国学常识答问》、李冷衷的《国学常识述要》、叶北岩的《学生国学答问》、谢苇丰的《国学表解》等等，立名虽多，学术含量及影响不过聊胜于无耳，可不置论。
因此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子“国学热”（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动”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实恐怕是相符的。不过处此“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没有这三位大儒的鼓动，国学研究纵加力而行，也不会有“国学热”出现。如今历史的挂历已翻过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近年开始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为表征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号召大家进研究室，很像我们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就是我们的今天了。只不过当年历史转换的快，三种思潮轮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呢，用了二十多年。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然则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时下热卖的相关图籍，不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吗？大家感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仍逃不脱章太炎和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只不过印制的更精美罢了。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研究院，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家了。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
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何况北大国学门也好，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