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企业：须逆向前行

　　                 ——专访暨南大学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主任王一飞

　　    过冬期间，生物医药企业不仅需要不断创新，还需调整策略，多条腿走路。

　　价值中国：首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

　　王一飞：我们主要在生物药、化药、中药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新药的研发主要包括两个阶段，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临床前研究主要是指药物进入临床研究之前所进行的化学合成或天然产物提纯研究，药物分析研究，药效学、药动学和毒理学研究以及药剂学的研究。这个阶段完成以后，上报国家药监局进行注册审批，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新药临床试验批文以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临床研究。第二阶段的临床研究是新药开发中很重要的一环，是为了确保药物对人体的安全性,临床疗效而进行的新药试验，临床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整个阶段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其中我主要负责临床前研究，但同时也参与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需要前一个阶段的知识和技术支持。这两个阶段完成以后，再报国家药监局，等获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后，就可以正式进行生产，最后再进入流通市场。

　　

　　价值中国：目前国内生物医药研发的总体情况是如何?

　　王一飞：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新药研发的硬件、软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有所提高，研发投入有所增加，大型制药企业都建立了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所；但从宏观上来看，国内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研发环境，研发和市场脱离，和企业脱离，整个新药研发行业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目前，生物医药研发企业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新药研发障碍较多。首先，国内的研发企业众多，水平层次不齐，部分企业对研发资源浪费严重，整个行业的研发水平不高，并且，企业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几个热门品种上，大量的研发资金被浪费，研发效率低下。真正用于创新性研究的资金极其有限。

　　其次，整个业内研发心态浮躁，虽然每年申报的新药都有上万个，但真正的创新药物很少。由于相比创新药物，仿制药、改剂型研究投入少、风险小，而且仿制药、改剂型药也属于新药，企业可以自主定价，从而保证企业得到可观的回报，导致国内企业对此类药物研发趋之若鹜，而真正新药研发投入逐年减少。过度仿制由于低水平重复研制过多，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许多企业甚至连正常的生产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谈斥巨资进行新药研发了。企业因此越来越失去竞争能力，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另外，在研发技术上和知识产权方面，国内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药品领域相关的专利战略，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

　　 但是，国家为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药监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使这个行业有了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目前，很多条件不具备的企业已经逐渐淘汰或更新，让整个市场逐渐变得规范，同时，也给真正做研究的机构或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让这些企业生产出更多竞争力强、利用率高的药品。总体来说，整个市场正逐渐规范，逐渐与国际接轨。

　　

　　价值中国：近年来，国内的科研机构在人类基因组、药物基因组学、疾病蛋白质组学、功能蛋白质组学、药物蛋白质组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运用到哪些领域？对于新药的研发有着怎样的作用？

　　王一飞：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医疗、工业甚至对农业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生物医药而言有着革命性的作用。

　　以前在技术手段上往往有些局限性，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大大缩短新药研发的时间。以前，一种新药也许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十几个亿的投资，而有这些新技术的发现，不仅在时间上就缩短了，而且资金也节省了；更重要的是对致病基因的掌握和了解，使新药创制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靶向性更强了。同时，基因组文库、蛋白质组文库的建立和健全，使创新药物的筛选研发也更便捷、更有效。

　　

　　价值中国：目前，我国的生物医药研发技术主要有哪些？在技术发展创新上还存在哪些挑战？

　　王一飞：比如中试技术，它包括中试合成、中试发酵、中试纯化等技术。高校一般是在研究室进行研究，是单个的，而工厂实行的是规模化生产。所以能不能放大，怎样把实验室的水平放大到一个中试水平，就需要中试技术来解决。

　　另外还有靶向制剂技术，每个人体内都有多基因，但如果生病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基因，如何来控制这些异常表达很高的基因，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治疗，就叫靶向。靶向制剂的概念很早以前。但由于人类长期对疾病认识的局限和未能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了解药物作用，以及靶向制剂的材料和制备方面的困难，直到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等方面的飞速进步，靶向制剂才得以快速的发展。目前，靶向制剂技术已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但这项技术的费用非常高，我国目前还没有自己的靶向新药。

　　

　　价值中国：我国当前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王一飞：做任何研究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尤其是像这种投入巨大的生物科技项目。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合作就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研究机构和药企合作，药企给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和帮助。比如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格拉斯琼，这是一种治疗肿瘤化疗呕吐的药物，就是和北京的一家药企合作研发的，由对方提供研发的资金。另一种是国家提供研发资金，研制出成果以后，转让给药企，也就是给药企提供技术支持。比如：我们之前研发了一种提高白细胞量的药物，（肿瘤化疗的辅助药物），我们就把技术转让给了云南大理药业。

　　

　　价值中国：目前我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如何？和国外相比还存在着怎样的差距？

　　王一飞：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不高，实验室技术和产业化之间有点脱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技术的实验室技术差距不大，但在产业化方面与世界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

　　从国家整顿规范化以后，不管是研发环节还是生产环节都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众所周知，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相当大的。生产企业经过规范化管理，GMP认证，把大量的钱花在资格认证上之后，研发的钱就减少了。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企业缺乏一些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而在国外，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风险控制机制比较完善，风险投资基金一旦看中某个项目的前景，它就会进行投资。国内的很多投资者，是在看到一定成果以后才会进行投资，这种其实已不具备风险投资的特点了，叫保险投资好些，相对的，这样的投入也相应价码更高。

　　总的来说，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差距，我觉得主要有一下几点：第一，我国生物制药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发展不够均衡，有些技术产业化所需的工艺和设备达不到标准；第二，产业内企业决策层的产业化意识还不够强，管理层对生物技术产业化的经验不够丰富；第三，由于缺乏对高投入、高风险的回报机制，所以对生物技术领域比较陌生的传统制药企业进入制药领域的信心不足；第四，目前我国在生物制药领域内专利的占有量比较低，仍以仿制生产为主，缺乏竞争能力；第五，我国生物制药技术下游工程技术的发展落后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能满足生物技术产品工业生产的需要。

　　   

　　价值中国：您是怎样看待我国医药研发外包产业？

　　王一飞：医药外包是发展生物制药技术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新药的研发不仅仅需要的是技术，对于软件的开发和硬件的应用管理都非常的重要。

　　目前，我国的医药研发还有很多条件不够成熟，如技术、人才、资金、管理方面都比较欠缺。通过医药外包，我们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还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进而逐步发展我国的民族医药工业。这就像我们以前进口家电、进口汽车的过程一样，首先生产一些零部件，然后再学习别人的技术，最后掌握这些技术，独立生产自己的家电和汽车。目前，国家给重大新药创制投资了几十个亿，进行有意识的引导，推动制药技术的发展，鼓励创新药物的开发。

　　但要缩小和国外的差距，还需要一个长期积累、引导、扶植过程，我觉得这种医药外包的情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价值中国：面对经济危机的不断延伸，制药企业目前的处境如何？

　　王一飞：这次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医药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之前提到的医药外包，这对涉外的医药外包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大。金融危机以后，经济滑坡，企业大面积倒闭、裁员，国外的订单明显减少或取消了。业务大量削减，收入缩减，加上又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很多企业正处于倒闭的边缘。但对于国内的企业，有影响但情况要好很多，因为不管怎样大家如何缩减开销，但看病吃药总是免不了的。

　　对于大多数制药企业来说，缺乏有卖点的创新药是其最大的心病。要对抗金融危机和行业内竞争，生物制药企业一定加大医药研发的投入，加强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另外，企业不能一条腿走路，需要多条腿走路。比如，我们除了开发新药之外，也可以给其它企业做一些技术服务，生产原料药；还可以调整产品架构，开发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产品等等。

　　

　　价值中国：最后，对于未来生物制药研发的发展趋势，您有怎样的看法？

　　王一飞：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科技将会是一个阳光、朝阳产业。随着人类对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研发出更多的新药，使一些疑难杂症得到有效治疗，甚至能够根治。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将离不开生物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