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的研究视野与期待视野
林童
一、命名，科学或逻辑
还在2003年5月，由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正处于编辑出版过程之中，我就讲道：争论“中间代”命名是否科学或符不符合逻辑没有丝毫意义，应当从断代史的角度或诗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几年过去了，命名者安琪利用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当编辑的便利，准备做一期“中间代”专辑时，得到了同是“中间代诗人、主编老巢的支持。但是，不少文章还停留在这一命名的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讨论之中，观点与立论鲜有超过前几年的论述，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这种科学逻辑之论实在无聊又无趣。即使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我也赞同
二、中间代的研究视野
对个体写作的诗人而言，任何命名都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写作问题，但对研究来说，却是最好有效的方式。所以，命名是为了言说的方便，特别是面对一个时期的众多诗人，如果没有一个命名来统领，就如面对一个个的珍珠，全部散落在地上，而命名就是那根线，它将杂乱无章的珍珠串联起来，就成了项链。“中间代”这个名字就是串联众多诗人的那根线，因为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人们研究的还是诗人及诗。
很多论者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中间代诗人的诗学观念并不一致，甚至是尖锐对立，这一妥协式的命名无法解决他们的诗学问题及其走向。其实这正是中间代的一大特性。在中国新诗史上，以前还没有出现过类式情况，“第三代”真正出现诗学分野也是九十年代的事。也许是已成历史，并没有人认为这个命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诗学分歧。相对来说，“中间代”的诗学分歧更多，讨论者才有这方面的疑惑。其实，这也不是“中间代”所独有的现象，“70后”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是好现象啊！从研究视野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有助于进行群体研究。
从大的诗学方向观察，“中间代”里的群体有三大类型：一是以“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为主的技术诗学型，二是以“民间写作”诗群为主的语言诗学型，三是以“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为主的综合诗型。其他诗群或流派或整体，或局部与这三种类型交叉，可视为延伸或变体。三种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诗学理念，但也存在严重的甚至为人诟病的偏差或局限。在技术型里，有惟技术主义的倾向。特别是臧棣，几乎等同于技术就是一切。但只要有一定诗写经验的人都知道，掌握了技术并不等于找到了解决诗歌写作的金钥匙，特别是在那些没有才气或模仿者的手里，很容易成为纯粹的匠人。故然，“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一种难得的诗歌境界，但比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是差了许多。在“诗到语言为止”的影响下，不论是何种口语，都有亲切自然之感，但诗歌肯定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最多是物质外壳，如果它不依赖于诗人的心灵和生命，不出问题才怪。如果只将诗的语言理解为口语，与技术诗学一样，也是本末倒置。即使在被推崇的伊沙那里，也容易形成大面积的流水帐和自我复制，模仿者更是把口语降格为口水。应该说综合型能够吸二者之利，去二者之弊，能够成为集大成者，但由于它产生的背景与话语权有关，更多是基于策略的考虑，并没有提出生命诗学，并涵盖技术诗学与语言诗学，即把技术与语言问题放到心灵与生命里加以综合治理，以至于在有的人看来，其诗学主张比较杂糅。哪一种诗学又能全面解决诗歌问题呢？总会有新情况出现。问题不在于全面与否，而在于是不是有特色，并且在某种诗学主张下有没有非常有特色的诗人。在中间代里，这三种类型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群体研究，有助于做选题或写大文章，但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体研究。如果没有特色的个体作为支撑，就像没有基石的大厦，终不免有空中楼阁之嫌。就目前而言，个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有目的的集约化研究方面，早期的格式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所做的中间代个案研究，也只是开了个头；探花仅限入点评了《中间代诗全集》的82位诗人。我们都纯粹业余，容易受到生活的干扰。我现在仍然希望人们更多地进行个体研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命名之外的研究。不论是命名者出于策略的考虑，还是受视野所限，入选《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都生于20世纪60年代，已成事实。这与当时命名出现时人们的接受力有关。比如，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里如此界定：“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还举了例子。这里并没有排斥出生于50年代或70年代初期的诗人，但因有了“70后”的命名，这部分诗人已被另外包含了。但出生于50年代而并没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呢，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多，但他们要么自认为是第三代诗人，要么并不认可甚至抵制这个命名，认为不过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正如“第三代”一样，并不是入选《后朦胧诗全集》者才是，那么，当“中间代”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之后，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入选的诗人，同样值得研究，前提只有一条：是否是有特色的诗人。另外，还应当除大陆之外，甚至汉语诗人，都要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只有这样，“中间代”才名副其实，才不仅具有诗歌意义，还必须具有文化意义。
三、中间代的期待视野
如果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能够进入《中间代诗全集》，也算是诗歌写作的成功。至少可以说代表了某一诗人在某一阶段的成就。这个成就是否就值得张扬呢？对于不再写诗的人来，这已经是他的最高成就了，因为他的诗歌写作的生命已经结束，只要他的诗不断产生文本的增值就足够了。毕竟，中国诗人（作家）的青春写作现象非常突出，老而弥坚者凤毛麟角，我不是指数量，而是指质量。
进入了《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还有很多仍在写作，而且不少人写出了好诗，甚至比先前的还有代表性。这部分诗人的走向如何，很值得关注。因为他们能给“中间代”带来活力，并且不断增加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名称不是提出来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宿命。这部分诗人，才真正是“中间代”的中坚力量。
没有进入《中间代诗全诗》的诗人，上述两种情况也存在。同样，那些仍在诗写，并且写出好诗的诗人，也真正是“中间代”的中坚力量。
这是对诗人的期待，除此之外，还应有对研究者的期待，既包括所有对“中间代”的研究者，但更重要的是“中间代”中自身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原因在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并且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更重要的，时代也在呼唤能够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家。
有感于诗歌在2006年所遭遇的尴尬，以及那些仍在质疑“中间代”命名的情况，我只能说：创造者“大胆假设”，雕虫术“小心求证”。
我当然选择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