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北京——拜访孙津博士
张秀岩
到北京拜访孙津博士是贝奇和我早就计划好的。
久仰孙津博士大名。
很早就从贝奇那里知道了有关孙津的一些情况。
贝奇说，她是1988年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文艺学创作研究生班时认识孙津的。那时孙博士给他们班讲授基督教美学。孙津对美学的研究独到而深刻，有多本关于美学的论著出版。孙博士为人坦诚性格豪爽，深受贝奇的敬重。毕业至今已经20年，贝奇每次到北京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孙津。
听了贝奇的介绍，我也就有了想进一步了解孙津博士的愿望。去年下半年，我就开始收集孙津的有关资讯——
孙津， 1953年6月生于南京市，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99年8月加入中国致公党。初中毕业后在江苏省宝应县插队10年。后来在南京港务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黄药眠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1988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现在还兼任许多社会职务，比如致公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副主委、海淀区委主委，以及北京市政协常委、海淀区政协副主席等。1988。07—2004。。07 ，孙津博士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研究员；1996。07—2004。12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200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孙津早年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近15年来主要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比较现代化和农民问题，已出版的专著十几部：《比较社会学引论》、《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赢得国家形象》、《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新中国外交启示录》、《转型的中国》、《为人民服务》、《绵延与断层――中国波普》、《美术批评学》、《基督教与美学》、《在哲学的极限处》、《西方文艺理论简史》 ……
孙津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较多，《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发表在《读书》杂志，被评选为《读书》二十年十大名篇之一。
我在我们学院图书馆曾读到过孙津的《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这可能是孙津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我一生都在黑龙江垦区工作，对农业问题很敏感，也喜欢对三农问题的研究。
孙津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具有远见和新意：他说，中国农民问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因为这个革命需要农民本身作为革命主体从地主这一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剥离出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农民由革命主体开始向现代化建设主体转变。农民问题在改革开放中的延续是由于农民一方面自负其责地寻求发展，另一方面由这种发展本身支撑着中国现代发展。农民问题的中国特色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历史范畴而生成和起作用的，它也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发展失去意义，即农民仍然存在，但已都不成其为“问题”了。
我深受教益。我和孙津是同时代人，都曾经是知青，都经历过那个时代，对危难中的中国农业有着几乎相同的感受。十年的知青生活给了孙津以足够的农村体验，这可能是他写出这部书的根本所在。孙津的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也让我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
到孙津家去拜访，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是正月初六的下午。我和贝奇乘坐郭恒何蔓夫妇的车准时赶到了孙津的公寓。孙津一人在家。见我们来访，他很高兴，忙着为我们沏茶倒水。
见到孙津之前我有点紧张。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个别较有成就的学者，他们那清高孤傲的做派让我对他们敬而远之。而作为在首都理论界较有影响的大学者孙津会不会也是难以接近？我心存疑虑。当我和孙津第一次握手的瞬间，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大学者竟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平易近人。他身材不高，略显清瘦，眼睛微睁，但很亮。着一身并不太讲究的休闲便装，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说话声音不大，不紧不慢但很简洁。就像这间客厅，全然没有刻意的包装和雕饰，一切都是本真，本真得让你觉得这个家不像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这个人也不象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学者。
坐在孙津的客厅沙发上，我紧张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环顾孙津的家，让我颇感意外。客厅很大，很简朴，极为普通的装修，靠门处有一个简易的办公桌，靠近阳台有一组沙发，沙发对面摆放着一台旧电视，电视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不知道这幅画的名字，画上画的是一片刚刚翻过的土地，这是孙博士多少年前创作的油画，虽然画幅很小，但一直保留至今。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孙津对土地的感情。
孙津的客厅里没有多少家具，很多东西都直接堆放在地板上。而最惹人注意的是南北两面的白墙上几乎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地图。从北京区一级地图到市一级地图，从中国地图到世界地图，似乎孙博士对地图情有独钟。
我问孙津，为什么墙上贴了那么多的地图，是喜欢收藏地图吗？孙津笑着说：“不是的，我不搞收藏。我就是喜欢看地图。喜欢知道谁挨着谁。”孙津这一句话，说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贝奇说她每次和孙津老师见面都要留下几张孙津的照片。这次，贝奇也很快拿出相机给孙津一连照了几张像。她发现每次拍照孙津都是仰着脸。问为什么？孙津说：“仰头是我的习惯。要是把头低下来，眼睛就会向上翻。那样好看吗？”话语中透露出孙津式的幽默。
贝奇看见客厅桌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稿，随手拿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书稿封面上打印的书名是《社会政治引论》，一了解，才知道这是孙津的新作，也是讲稿，还没有付梓出版。在孙博士和贝奇说话之间，我粗略地翻看了这部打印在废纸上的书稿，感觉理论深奥，逻辑严谨，不潜心攻读不容易读得懂。这更让我对孙津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正说着话，有人给孙津打来手机电话，只听他在电话中回说：“你来的时候不要带礼品，我这什么也不缺。”放下电话，孙津对我们说，打电话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农大任教，是一位年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每年都要到孙津家来拜年，今年也是这样。不多一会儿时间，孙津的这位朋友携夫人和孩子赶到了。我注意到，孙津的这位朋友真的没有带任何新年礼物。
我们一同走出孙津的家，只见天上正悬一弯明月，明月旁有金星在闪亮。我对孙津说：“我在哈尔滨就听说在北京的夜间是看不到星星的。可是，这不也看到了金星吗！”孙津回答说：“真是这样，北京看不到星星的。你只能看到金星，因为金星太亮，其它星星很难看到。”说到这，孙津有些感慨地说：“这就是大气污染造成的。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词叫‘霾’，这样说比较好听。”我说：“这样说来，哈尔滨还要好一些，虽有空气污染，但晚间还是可以看到星星的”。孙津点头称是，他说，几年前，他曾去过哈尔滨。
晚餐由郭恒何蔓请客，征求孙津意见，选了一家较大的川菜馆。喝完郭恒自带的一瓶酒后，郭恒请孙津点酒，孙津点了一瓶内蒙古产的白酒。郭恒请在身旁的男服务员开瓶，孙津忙拦住，他说：“不用麻烦服务员，我来开瓶，你们知道吗，我最喜欢开酒瓶。我猜，今天这瓶酒盒里一定会有钱。”打开酒瓶的外包装，果然发现包装盒里面塞有六元现金，他很高兴，把钱送给服务员说：“这福气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服务员赶忙接过去，连声说谢谢！
郭恒问孙津叔叔喜欢吃什么菜，孙津说，随意。酒桌上的话题很快就转到饮食上来。孙津说：“现在很多事情都弄颠倒了。过去是富人吃肉，穷人吃菜，现在是穷人吃肉，富人吃菜，甚至是吃野菜。我不以为然。我就是喜欢吃肉，就是喜欢吃大米白面，不喜欢吃粗粮，更不吃野菜。我还是觉得吃这些东西都是苦日子，这些东西我过去吃过了，吃够了，再也不想吃了。”
我很想和孙津聊一些理论方面的话题，但觉得在这种场合聊这些有些不合时宜，也就打住了。可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我所想聊的话题。我请教孙津博士，据我所知，现在不少大学都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即使开这门课，也大多是以讲座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在课时上抽条了。有些讲马列的老师本身就不相信马列，他怎么会让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遭到如此冷遇，这种现象能改变吗？孙津博士略有所思地说：“我在国外讲学，发现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热。应该说，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自成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大智慧。我们过去出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在理解运用上出了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应该得益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带给我们的大智慧。我相信，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遭到一部分人的冷遇只是暂时的。将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会热起来的。为此，我充满信心。”一席话，说得我点头称是。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中国的文化构建问题等等，总之，想要请教的问题太多，可惜会面时间太短，孙津博士没有时间也不可能都一一和我探讨。我把遗憾留在心里，等待有机会再次见到孙津博士时再请教了。
走出酒店，已经很晚。晚风吹来，略有寒意。过惯了哈尔滨冬季的我，觉得北京的冬季还是比较暖和的。这是北京人的福分。街上的行人不多，街路两边商店都是大门紧闭。据说北京的许多商店从初一开始就歇业休假了。大街上的灯光依然璀璨。仰望天空，黑蒙蒙的一片。我没有看到星星。
（照片左一为张秀岩先生，右一为贝奇女士）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在孙津家，孙津说过的一段话。当时孙津在说他现在没有时间给贝奇画油画。我忽然问他，您退休以后想要做些什么？孙津几乎毫不加以思索地回答，“退休后我将推掉一切工作和应酬，也不想写什么文章，手机和计算机都关掉都不用了，就想外出钓鱼。”
外出钓鱼！
远离喧嚣，淡泊名利，修身养性，画画钓鱼——这真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