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城市（镇）化被作为未来发展面临的“五化”新趋势被郑重提出，强调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如何充分发挥城市对各种要素和资源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以城市化促进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已经成为城市决策者尤其是大中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城市越发展，对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作用就越强，必然形成、推动城市化进程。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主体。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功能组织正在发生重大调整。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等因素，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参与和影响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有一些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滞或衰落。这种调整将对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就我国情况看，一批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和都市区不断涌现，已经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加速发展势头。到2007年底，在我国661座建制市中，市辖区总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已发展到171个，其中 4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达到10个,大城市数量占到68%，其中特大城市占26%。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其“板块化”发展趋势成为一种必然。
有关研究认为，从2001年至2015年，我国城市化速度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2.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由此可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个百分点。
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改革开放前的“逆城市化”到1978年后的有节制的城市化，再到今天国家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列为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转变和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体趋势。
发展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发动机”
我国正在步入加速城市化时期。合理有序的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区域经济的竞争已越来越显化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发展城市已成为发展经济的代名词。
纵观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步伐，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龙头”和“核心”作用。且不说湖北近几年来对武汉和武汉城市圈、宜昌、襄樊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格外垂青，只要翻开中国的经济版图，便不难发现：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发动机”地位日久弥坚：试想，没有香港、澳门、广州的发展，有无可能形成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而珠三角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的进而再到泛珠三角的提出，无不显示出由城市向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推进已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显然，没有上海、南京、苏杭的突起，也不会有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更不会有长三角“15＋1”机制的推进；没有北京、天津、青岛、大连、济南等特大城市作支撑，又何来环渤海经济区的雄起？毫无疑问，这些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对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有经济学家甚至断言，中西部地区能否崛起，关键在于能否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
以湖北荆州为例。据学者研究，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相对应的城市化率为52.7％，而荆州市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35％，滞后17.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市区域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困难，而且缺乏有效的增收手段和措施。“以工业化致富农民、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在该市才刚刚破题。面对人多地少的国情，要提高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是要减少务农的农民，使务农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据专家分析，今后15年若能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平均收入可增加30%。减少农村人口的有效办法就是把更多的农民吸纳到城镇。二是工业经济活力不足，而且缺乏激发活力的环境。荆州市工业的“造血”机能先天不足，迫切需要补充新的“血液”，而项目的引进，外资的流入，人才的加盟，没有好的城市发展环境，没有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谈何容易！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且缺乏强大的承载体。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动力，以城镇为载体，并直接取决于城镇的功能容量、人口数量。加快提升荆州市的区域经济实力需多管齐下，而充分发挥城市的“先发效应”、“带动效应”，加快区域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升级，不失为良策之一。
以大连普兰店市为例。该市自1992年撤县建市以来，经济连续多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近三年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平均增幅均在20%以上。普兰店市的市长认为：“普兰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重新认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战略地位，并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开辟了用经营思想发展城市的新路子。”
再以湖南浏阳市为例。一个人口不过100多万的山区小城。2006年末该市实现生产总值210亿元，人均GDP14406元，财政收入18亿元。近10年来，城区建设平均每年保持1个亿的投入。城市面貌的改善，引来了客商，提升了城市实力，浏阳市的国民经济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递增。
城市化的进程，正是经济腾飞的过程。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需要一种突破。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基层群众而言，这种突破需要勇气和胆略，需要有更多的改革者和实干家。我们需要突破城市发展的既定思维和模式，突破旧有的体制束缚，突破落后的城建发展模式，如此，才能在城市发展中不断超越。
要突破观念障碍。笔者发现，在内陆城市，对城市化的认识不到位、观念跟不上，甚至有消极抵触情绪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比如，有的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抓工业、抓农业，城市化似乎与经济建设无关；有的认为强调城市化会和抓农业产业化、抓工业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的认为抓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只是领导人出政绩、树形象的需要；有的认为城市建设是光投入无产出的“福利型”事业，只是城建部门的事情，只需要规划规划就行了；有的认为目前财政困难，抓城市化是“败家子”行为，等等。显然，不少人还未认识到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某些比较优势有所丧失、竞争力有所弱化的今天，尚未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争取“再创优势”，以在下一轮竞争中取得主动，促进市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
要突破体制障碍。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旧体制给我们的城市发展带来太多的“内伤”，而其中城管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制约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打破的“瓶颈”。要突破城建管理体制带来的障碍。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诸如城市管理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分散管理严重；条块分割，部门职能交叉；城市管理局限于城市经济建设领域，无暇顾及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导致城市建设与管理始终在一个较低层次徘徊。全面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已迫在眉睫。要突破户籍制度带来的障碍。在我们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设计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城乡分离的歧视性安排。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冲击，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但它依然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一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推进吸纳和安置外来迁移人口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消除农民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碍。
要突破思路障碍。传统的城市建设依靠庞大的财政投入作支撑，而今，在财政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加速推进城市化，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学会用市场观念和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已有不少城市正在实践“经营城市”的理念，将城市视为一笔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将构成城市空间和功能载体的自然资本、再生资本和延伸资本等，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集聚、重组和营运，从中获得收益，再将这些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设的新领域，从而实现城市建设的良性、滚动发展。这是被大连、青岛、杭州、长沙、上海等多数城市反复证明的了一条确实有效的城建发展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城市建设要以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积极实施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把城市和城市群打造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到2020年要把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这些重要精神对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提升综合国力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