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贬低“主义”将成为巨大祸害

陈永苗

据东方网，春节前，经济学家谢国忠曾公开建议，将国有股票平均分给老百姓。2月8日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又重提这一建议。接着，张维迎进一步提出：将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老百姓。此言遭到到多位经济学家的群起反对，其理由大多是不可操作，或者不实际。

想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一位老大爷在火车上抽大烟，抽完大烟在座位底下磕烟斗，服务员拦住了，说这是国有资产要保护，老大爷笑眯眯的说，国有资产全民所有，俺也是人民也有份，俺就要座位底下这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招谁惹谁了？

难道公有制的国有资产，与每一个具体的国民没有半点联系? 老大爷的话，道出一个朴素的真理：每一个公民对国有资产有种特殊的利益。如果没有国有资产所存在的终极目的，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公有制不仅仅是抽象的所有权，如果落实于每一个国民来说，在客观上必须有某种权益。

从所有权的原理来说，公有制就是全体国民共同所有，它也是民法中共同所有的一种。在所有权中，部分权能例如占有、使用、收益可以分离出去，但是抽象的所有权是没有消灭，保留着的。国有资产全民共同所有也是一样，每一个国民必然对抽象的所有权享有一种平等的的权益，这有点像无限公司的股权。虽然这种权益是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的，但确是不容否认的。

公有制存在对每一个国民的历史承诺，反过来每一个国民对国有资产一份权利。这份权利是自然权利，它是“约定俗成”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预期”利益。“预期”也就是信赖利益，正是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全体国民才将国有资产交给国家管理，并要在将来的时间内获得“分红”。也就是说，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历史的承诺。

以前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垢病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搞表面文章私有化债券。撇开其他而言，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让人心中温暖的是，没有忘记历史：发行无偿平等的私有化债券。很难求到结果的平等，但是至少做到了起点上的平等。主流经济学家说私有化债券是表面文章，可是他们连表面文章都不作，就赤裸裸地奔向了掠夺。

这样造成他们总是考虑“能与不能”，丝毫不考虑“应该与不应该”，并且用“能与不能”完全替代“应该与不应该”。改革措施或具体行动中，肯定要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不可能天马行空。这没问题，但是这种受到约束的状态，并不是自然正当的，是不应该拿来推广弘扬的。一个高度理想的措施，“应不应该”，要与“能与不能”区分开来，二者不能混淆，用一方面否定另外一个方面。

“能与不能”进行辩论，应该是决策者的内部会议，其内容拿来曝光，或者邀请媒体介入，双方不过是都是用公共舆论来支持自己理由的政治正当性。“能与不能”进行辩论，并且诉诸于公共舆论，这时候往往忘记了“应该与不应该”。并且不仅是造成忘记，而且是故意压迫“应该与不应该”，例如贬低来自民众的“应该与不应该”的批判，丑化为民粹主义，或者说成无理取闹。

“应该”必须在改革决策中在场，必须在“应该”和“能”之间展开拉锯战。由于条件限制，不一定能够在当时立即实现，但是必须在高于“能”并且低于“应该”的中间地带，做出决策或决断，这样具有超越性，并且不断靠近“应该”。这样的决策或决断应该与时俱进，当条件成熟，就必须升级一步。“应该”随时随地都在场，并且以一种批判性，软化现有改革措施的僵硬，并且步步为营，带动人们前行。

主流经济学家最得意的话之一是，一流文章是发现问题并提出观点或者解决措施，具有建设性；二流文章就只会抱怨这抱怨那，只会搞批判。这里有一个“问题”与“主义”之争，用“问题” 贬低“主义”。当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下降，就会只剩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观点，那说明“问题群”的整个方向错误了，或者说陷入牛角尖，或者说陷入错误迷信的前提，这时候“问题”与“主义”之间，如果还拘泥于“问题”，而不是在“主义”层面的反思和超越，那么“问题” 贬低“主义”将成为巨大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