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为了限制民工潮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压力，广东省每年一到春节便通告各个企业，在春节过后的2、3月份限制企业招工。后来，沿海地区又突然从“民工潮”转为了“民工荒”，不要说限制招工，就是积极招工还难以找得到。而如今，打工的民工潮退去，民工荒也没有了，却变成了“农民工失业潮”和“农民工返乡潮”。
当年引发春运潮的“民工潮”是民工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净”流动；而后来的“民工荒”与现在的“返乡潮”则是农民兄弟向家乡的“净”流动。后两者指向家乡的流动，虽说是方向一致，但在源头那边情况却是大不相同了。
在源头上，民工荒对应的是招工难，企业需要人，但是却没有人可招，在劳务市场上表现为企业愿买而农民工不愿贱卖。力量是分裂的，企业向自己方向拉，而农民家乡的比较利益把农民向家乡拉；而返乡潮的情况则是企业不缺人，农民工也不愿意贱卖自己，但促成潮流的力量是方向一致的——都指向农村家乡。
潮起潮落之间，可怜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站在沙滩上，只留下两眼的迷茫、无奈和无助。
在潮起潮落之间，农村地方政府也随之颠簸上下。在民工潮的时候，地方政府指望在外打工的兄弟多多创收寄回家乡，农民工的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不小部分。为扩大这种收入，地方政府还积极投入，搞培训，扶持特色打工技能人群。如一些地方以输出保姆为主，有些则以输出保安为主、以输出建筑工人、以输出出租车司机为主等等，豫东农民则几乎包揽了新疆棉花产区的棉花收购。
到了“民工荒”时期，返回家乡发展变成了很多打工农民的选择。此时地方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中性的，即不存在积极支持劳务输出的动力，也缺乏安置返乡者的压力。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借机刁难返乡者的情况，因为他们的返乡发展会引起已经稳定下来的利益格局的重新变动。现在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则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明显的压力，因为国家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要求各地政府认真安置，培训变成了强制性。过去搞劳务输出前的培训，是因为有可预期的劳务收入的回流，培训是投资性质的。但现在搞培训，就不知道收益在何处了，培训变成了纯投入。过去是本地外出人员养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现在返乡人员已成他们的负担了。
“三农”也好，“四农”也罢，根源都在于分离的城乡人口管理制度，只要这个制度在，怕是连五农、六农都会冒出来。